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任务具体化为培育“四有”新人。1980年他就明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①1983年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②研究邓小平的“四有”人格理论，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课题。 一 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对此作过科学的设想：共产主义的新人就是“具有主人翁地位自由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新人，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应掌握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宝藏，而且要具备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要成为既有共产主义思想、信念，又有学识的团结一致的劳动者。毛泽东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规格和标准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邓小平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模式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科学地概括了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具体内涵：就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的“四有”人格模式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想人格”理论宝库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首先，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思想。 “四有”人格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主张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嘛。中小学都要这样做”④。后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⑤，他还指出：“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也就是把毛泽东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方面”⑥。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观”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的。 其次，丰富和发展了“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和主要任务，提出我们党所要培养和造就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又红又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具体素质方面的表现。邓小平一贯主张人才培养要达到“又红又专”。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各种场合曾多次重申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支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他针对“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错误论调，从理论上揭露了其错误实质，强调指出，红是政治概念，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我们国家里，“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⑧，“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⑨。邓小平还结合新时期的实际对红与专的关系重新作了深刻的系统阐述，指出红与专具有共通性。“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⑩。红高于专，决定专，它能为专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并能保证专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所以，“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专是实现红的一个重要条件，只红不专，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红与专是可以统一的，也应该统一，具体统一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对红专关系的辩证阐释，在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上扭转了偏差，为其“四有”人格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格观念发生了多元趋势。这就需要时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内容界定得更明确、更具体，以利提高人们的辨别能力和行动水准。邓小平适应和满足了这个时代需求。他清醒地认识到，“又红又专”的新人模式，虽然涵盖了人的素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但由于红与专都是相对抽象的素质概念，在确定具体内容时容易产生随机性。关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时代设计和塑造出更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理想人格，邓小平正是从这个大思路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人格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