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3-0049-08 宽泛而言，作为人存在的重要方面，伦理生活可以视为人在伦理意义上的“在”世形态和过程。这一形态和过程既展开于多样的社会活动，也体现于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既包括理解、接受一定的伦理观念，也涉及按相关的伦理观念为人和处事。从本源的层面看，“伦理”关乎人伦关系以及内含于其中的一般原则，具有伦理意义的生活(伦理生活)一方面使人成为伦理之域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从一个层面担保了人伦秩序的建构。 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在于具有理性的品格，这一品格赋予伦理生活以自觉的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是伦理生活的认知之维。作为伦理生活的构成，认知主要涉及知识层面上对相关对象(包括人自身)的把握。认知包括不同方面，举凡科学研究、政治实践、经济运行等，都关乎认知。在伦理生活中的认知问题首先指向作为伦理生活主体的人自身。在伦理生活中，认知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谁是伦理生活的主体”、“这一主体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伦理生活的主体是人，伦理生活是人类多重生活的一个方面，这样，从本原的角度来考察，“谁是伦理生活的主体”这一问题又关联着一个更广的问题，即“人是什么”或“何为人”。历史地看，哲学家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人是什么”、“何为人”这一类问题。儒家在先秦的时候，便开始辨析人禽的区分，所谓“人禽之辨”即体现了这一点。“人禽之辨”所追问的是人与动物(禽兽)之间的根本区别，这可以视为“人是什么”这一普遍性问题的特定表述形式。儒家的以上追问，与伦理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追问“人是什么”(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旨在把握伦理生活的主体。同样，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关切。如所周知，康德便曾经提出四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①从提问之序看，“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被置于最后，但是，就伦理生活的角度而言，“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则有着“逻辑上在先”的意义：只有首先解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地去考察和理解具体的伦理生活。可以看到，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对“何为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很早就已加以探究。 人作为现实的存在，有其感性之维，后者既体现于人所内含的感知能力，也以感性的需要(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等)为表现形式。同时，上文已提及，人又有理性的品格，能够自觉地展开逻辑的思维，辨别真、假、善、恶等。人的理性之维，更内在地体现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中国哲学家所说的伦理境界，便以精神层面的提升为指向，其中也展现了理性的要求。作为感性存在与理性规定的统一，人总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没有抽象的、一般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人又生活在群体之中，具有群体的品格，荀子肯定人的特点在于能“群”，已有见于此。②相应于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以上关联，人既有自然属性或天性，又具有超越自然的社会品格，包括德性。儒家要求化天性为德性，即意味着从自然的欲求、倾向，进一步提升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德性，这一看法，也注意到了天性和作为社会品格的德性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何为人”的理解，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思辨的问题，而是与前面所提到的伦理生活息息相关。对“何为人”的不同看法，往往影响、制约、规定着人们对伦理生活的认识。如前所述，人既有感性的品格，又有理性的规定；既是个体，又具有群体的属性；既内含天性，又是社会性的存在，等等。从哲学史上看，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常常具体表现为对以上规定的不同侧重。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上，有的哲学家主要突出了人的感性规定，另一些哲学家则更多地强调人的理性品格。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有的比较注重人所具有的个性特点，另一些则更关注人所具有的群体性品格，如此等等。对人的这种不同认识，同时影响着对伦理生活的理解。事实上，哲学家们对伦理生活的不同看法，便以他们对“何为人”的多样理解为前提。对于突出理性品格的哲学家来说，人的伦理生活往往更多地被规定为理性之域的追求。宋明时期，理学中的一些人物将人视为天理或天地之性的化身，由此主张依乎道心、以醇儒为伦理生活的样式。而对注重感性品格的哲学家来说，人所应该关切的，首先是和人的感性需要满足相联系的活动，经验主义对伦理生活的理解，每每呈现此种特点。 伦理生活所包含的认知之维当然不限于对伦理生活主体(“何为人”)的看法，但就实质的层面而言，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构成了理解伦理生活的前提，并直接制约着对伦理生活的具体规定。 伦理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关乎评价。前面所讨论的认知，主要涉及广义的“是什么”，评价则更多地指向价值的判断，包括对好或坏、善或恶、利或害等的评判。“何为伦理生活的主体”以及更广意义上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述，也就是：“谁在生活”或“谁活着”。从逻辑上说，在把握了以上问题之后，进一步的问题便是：“为何而生活”或“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具有目的指向，与之相关的是评价性的问题。 “为什么活着”所涉及的是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层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人生领域的价值判断无法相分。引申而言，这一问题又关乎“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在反复地探寻这一类问题，即“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归根到底，以上问题都指向“为什么而活着”这一更基本的问题。孔子提出“志于道”的要求，这里的“志”，有指向、追求之意，“志于道”也就是以“道”作为追求的目标。对孔子而言，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就体现于追求“道”的过程。中国哲学所说的“道”，有多方面的涵义：它既指天道，包括通常说的宇宙、世界的普遍法则，也指人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志于道”意义上的“道”，更多地关联后者，而“志于道”则相应地意味着人应该为追求、实现以上理想而存在。与之有所不同，道家将未经后天作用的自然状态或人的天性视为理想的存在形态，道家对生活目的或生活意义的看法，也与以上理解相联系。按道家之见，有意义或值得追求的生活，具体表现为维护、保持人的天性，或者说，在人的天性受到外在的作用和影响之后，重新回归到其本然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