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4)01-0008-07 有宋一代，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进，士大夫精神的高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湖山之远则忧其君”的道德理想主义得以正式确立，并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伦理文化发展的格局和走向。宋不同于魏晋隋唐，在于士大夫有一种重建道德理想、匡正世风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置重个体的道德修为和道德操守，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强烈的道德建设使命感，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语：“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崇尚“道德文章”，精研“道德性命”，涵养道德品质，完善道德人格，成为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生活的基本价值追求。 一、唐末五代道德生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宋之前的唐末五代，中国大地分裂割据、战乱不已，封建伦理纲常惨遭严重破坏、礼乐约束力大为失效。其中君为臣纲这一基本纲常破坏得尤其严重。在此期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不断上演臣弑君、子弑父，骨肉相残的恶行、丑剧，“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更是层出不穷，朝秦暮楚的政客比比皆是。伦理纲常的极大破坏既是唐末五代大乱局的表现，同时也可视为是造成乱局的重要原因，两者实互为因果。 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十七：“晋家人传第五”。)前朝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使得北宋政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重整道德秩序、重建道德生活的重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序)》中，慨叹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作《伶官传序》，通过总结后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取决于道德性命的挺立与坚守与否。 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以及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的教训，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卷十一)。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开宝元年，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俗，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王称：《东都事略》)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北宋自太祖始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十分重视发挥士大夫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以及报效时代的壮志豪情。《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指出：“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在这样一种重文抑武、以儒治国的大背景下，士大夫阶层充分发挥其道德主体性和个体创造性，“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出来的“先忧后乐”情怀，到王安石上万言书中的“矫世变俗之志”，再到胡宏“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135之使命，充分表明士大夫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传统的秉承与实践。与君主“共治”天下成为士大夫坚定的理想追求和奉行的道德实践，“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2]545。在与君王“共治”天下的价值目标激励和鼓舞下，有宋一代的诸多士大夫极大地发展了先秦儒家“仁以为己任”的观念，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渴望以实际行动实现明德与新民的统一，彰显道德理想的现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