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试图总览生活世界之某一方面的前沿或者检视某一学科发展前沿的理论努力，都是极具风险的学术行为，然而却又是极具思想诱惑和现实关切意义的理论尝试。其最大的思想诱惑力在于：无论是对生活世界之前沿侧面的总览，还是对学科发展之前沿问题的检视，都不仅会大大强化学科理论——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关联和张力，而且会因此大大刺激理论创新的活力。对于这种关联和张力的强化，真正的思想者和理论家总是抱有不言而喻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说，若能较为深刻地洞察和把握这种关联和张力，并找到或运用适当的理论方式方法分析之、解释之，甚或证成有关主题、观点，进而合理预期其理论或思想的发展方向、潜能和限度，定当优先领略时代思想和理论的前沿风光，获得某种学术话语的主动权。本文不揣冒昧，试图对当代伦理学的前沿做一次尝试性的检视，以供方家参考和批评。 一、视角、视域、路径 当今之世，最显赫的生活领域仍然是政治和经济，然而，最麻烦而紧要的却是文化和道德。很显然，现代世界所创造的财富总量早已能够充分满足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只是因为财富的创造、占有、分享(分配)相互脱节，才出现诸如贫穷或富有、饥荒或奢侈、清苦或享乐一类的两极现象。然而，现代世界的真实图景却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文化、尤其像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这样的精神-心理文化元素却反而呈现资源匮乏日趋严重、分歧和冲突日益加剧、道德不断沉沦下滑的局面。对于今日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大概没有什么比道德伦理问题更为棘手、也更令人忧虑的了。 就伦理学而言，道德问题的凸显和麻烦既是挑战和压力，也是机遇和希望。能否成功地将挑战和压力转化为伦理学理论创新的良机，关键在于当代伦理学能否找到较为合理有效的学理方式，来思考和解释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所谓合理有效的学理方式，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视角选择、视域定位和用以切入问题视域的路径。 视角(perspectives)选择的恰当与否在于视角选择的理由是否充分正当。当代伦理学的前沿问题当然源自当代社会实际生活的道德焦点，而道德焦点的汇聚无疑也是当代社会和当代人切身感受并集中关切的道德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道德焦点性问题中：(1)有一些是全新的问题，比如，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网络(信息)伦理或虚拟世界的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伦理问题，等等。(2)有一些则是古老问题的当代翻新，比如，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家庭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当代新意在于，当代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已然不再只是财富分配不公或贫富差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尤其是政治伦理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拷问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制度根源和政治根源。同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不同，人们将改变社会不公的解决方式更多地诉诸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改善和公共理性的正当合法运用，是多种可能性方案的多样性选择(multi-choices)，而非简单地选择用社会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性、替代性抉择(alternative)。与之类似，由于当代家庭结构的改变(家庭结构单一化和家庭成员的单子化)，传统的家庭伦理已经难以充分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当代家庭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对于眼下的中国社会来说，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已经造成差不多两代的独生子女群，他们的家庭伦理关系已被大大简化，其哺育、教养、教育和成长都有着迥然不同于其前辈和国外同代的特点，他们的家庭伦理意识、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也必定具有很大的不同。如何解释并解决他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家庭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今日的中国伦理学来说，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课题，甚至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3)还有一些则是依旧古老然而却仍然没有解决的传统伦理问题，比如，如何面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宗教信仰与道德信念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互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实质并未因人们生活时空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改变，它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并做出理论回应的问题。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类道德恒定不变，而只是说，人类的道德伦理——或许还有宗教信仰——因其历史“惰性”(恩格斯语)而常常呈现不断积淀而非阶段性替换的生长特点，一些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甚至具有永恒不变的意味，它们始终是开放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解答，但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一如人类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达致终极真理一样。 鉴于上述情形，我们可以选择的理论视角应当是着眼并聚焦当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前沿意义。这种前沿意义包含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问题本身的前沿性和时代感，着眼点是问题本身之“新”；其二是问题探究的前沿状态，也就是老问题的新开发，着眼点是问题研究之“新”。当然，在许多情形下，这两个层面的界限有可能并不十分清晰，有时甚至是相互重叠的。譬如，关于全球伦理(the global ethics)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全球伦理和全球制度秩序一样日益凸显为当代伦理学的紧迫问题；另一方面，有关全球伦理的研究也随之广泛开展，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性组织机构和学术团体都纷纷开出诸如“全球普遍伦理谋划”(“A Universal Ethics Project” of UNESCO)一类的主题化论题，使之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一些国际论坛的主题话语，而且这两个方面一直相互交织着，难分彼此。可见，前沿视角的选择需要兼顾问题本身和问题研究两个方面，非如此则不足以捕捉到前沿问题的完整和真实。 一个足以确保捕捉完整而真实之前沿问题的观察视角很可能是多向移动的，而非固定不变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说明观察视角的多向移动之必要性。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就否定选择，并确定各观察视角的相对合理性，也就是说，视角的多向移动也不能是任意或随意确定的。就伦理学前沿的检视而言，其观察视角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其一，它必须尽可能切近今日道德生活世界的最前沿(come to the fore)问题和问题研究；其二，它必须能够有效追踪今日道德生活世界最前沿问题的发生和衍生的主要进程(approach to the main processing)；其三，它应当足以从纷繁复杂的前沿性道德问题和问题研究的开展境况中，捕捉和锁定那些最具时代特征和潜在影响的关键点(get the points)。这是我们确立今日伦理学前沿观察视角的基本出发点。 比选择和确定视角更困难的是视域(horizon)界定。视域的确定关乎理论视野的极限，更关乎前沿检视的合理有效限度，因而常常是决定前沿检视成败的关键要素。今日之道德生活世界或者今日世界的道德状况无疑有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发散性特点，许多道德问题还因为其现代技术化的特征而被最新的高科技无限放大、漫延，其边界、可能或潜在的道德价值意义或道德伦理影响难以确定。易言之，当今的道德前沿问题中有许多问题或多或少带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或“模棱两可”(ambiguities)的特点，这便使得所谓前沿视域的边界也常常具有模糊性。以今日伦理学观之，其前沿视域同样具有这种模糊性的特点。首先，诚如前文备述，今日伦理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不过是一些老问题的翻新而已。然而，老问题之“新”在何处?如何确定其“新”?赖以确立其“新”的标准又是什么?凡此种种，都需要仔细分梳厘定才是。其次，一些伦理学的前沿问题是与当代高科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当代高科技的发展极为迅猛，交叉甚繁，本身即难以厘定。譬如，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其《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①一书中，就诸如“基因改良”、“生化运动员”、“胚胎伦理”和“新旧优生学”等生命伦理的前沿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便处处显露着这种难以确定或未定的理论困惑。他承认，这些伦理问题的未定性质正是当代科技与伦理之间难见胜负——也许根本就无所谓胜负——的“正义之战”。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伦理学前沿视域”的确如同极目地平线一样是无限敞开着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伦理学的前沿视域实际上就是当代人学术眼光的极限所在。换言之，我们的学术眼光能够看多远，则当代伦理学的前沿视域也就有多远。于是，问题便自然地转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的学术主观性或理论自主性的问题：我们究竟能够看多远?且愿意看多远?显然，对于不同的学者和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都是无法形成统一答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伦理学学人的学术志愿、学术责任感和学术工作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最难把握和勘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