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6-0035-05 父权制概念(patriarchy)是女性主义使用的关键范畴之一，但并非女性主义的首创。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父权制主要指以“父氏权力”为原则来支配一切的社会体制，或是一种由群体内年长的男性独掌家庭和公共政治权威的社会体制。[1]西方世界最原初的父系权威可追溯到罗马人的“父权”。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Max Weber)指出，罗马法保存了最完整的父权权力法条。父权制是“截至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传统支配的类型’，而中国与罗马帝国正是父权制与世袭支配的原型”[2](P18-19)。将父权制引入女性主义阵营的女性主义者K.米利特(Kate Milletts)认为，“性支配主权(sexual dominion)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的意识形态，而且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权力观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就像所有其他之历史文明一样是父权制(patriarchy)的缘故”[3](P33)。唯有正视这个问题，女性群体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C.威顿(Chris Weedon)在《女性主义与理论》一文中直言不讳地宣称，“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起点是社会的父权结构。‘父权的’(Patriarchal)这个词，指涉女人的利益从属于男人利益的权力关系。……女人的性质与社会角色乃是相应于男性的规范而界定的”[4](P8)。一般说来，西方学者侧重于从权力角度出发思考父权制带来的“压制”性问题，在权力从属结构的思维方式下，父权制是造成女性被压迫的本质要素。 来自印度的V.席瓦(Vandana Shiva，1952)由核物理专家逐渐转变为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于为印度平民和第三世界争取权利，成为世界知名环保活动家和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席瓦从印度本土视角出发考察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发展观、科学技术观、全球化以及生态伦理观等维度，建构原发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属于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席瓦在《继续生存：在印度的妇女、生态与科学》一书简介中强调，科学和发展并不是进步的、绝对的范畴，它们只是现代西方父权制的特别规划，已不像过去那样神圣而不可侵犯。 一、暴力和统治：父权制的结构要素 在席瓦看来，资本主义父权制以对妇女和自然的殖民统治为基础。与所有女性主义者一样，席瓦强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他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现代的’文明建立在结构上二分的宇宙论和人类学基础上，它们之间互相分层次地反对两个部分：一个经常以另一个为代价，认为是优秀的、繁荣的、进步的。因此，自然被服从于男人，妇女被屈从于男性，消费臣服于生产，地方被从属于全球，如此等等”[5](introduction 5)。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体系建立在对妇女、外国人及其土地、自然的殖民之基础上来得以维持自身。父权制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主要特征，改良父权制没有真正的出路。只有推翻父权制式的科学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结构，特别是铲除父权制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然和妇女的解放。 席瓦认为，男性与自然界之间存在诸多暴力联系。人类的幸存应主要归因于“妇女收集者”(woman-the-gather)而非“男性狩猎者”(man-the-hunter)。但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已使男性狩猎者成为人类革命的榜样，其选定暴力和统治作为其结构要素。席瓦认同M.米斯(Maria Mies)的观点，即“男人狩猎者与自然界的联系必然是暴力的、破坏性的、掠夺成性的，与妇女收集者或耕种者与自然界的联系形成鲜明对比”。[6](P48)如果将男性狩猎者的生产作为早期社会日常存在的基础，人类显然无法幸存下来。其实，男性狩猎者的生产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小部分而已，妇女却提供了日常食物的大部分。席瓦指出，正如米斯所论证的那样，男性狩猎者的父权制神话，意味着男性与自然界之间存在五个层面的暴力联系：第一，狩猎者使用的工具不是生产生命的而是破坏生命的；第二，狩猎者有着一种在生物之上的权力，他们不仅像收集者那样挪用水果和植物，而且通过武器来挪用其他(女性)生产者；第三，狩猎者通过武器挪用生活的联系是掠夺性的、剥削性的、对抗性的、非互惠性的，这种联系不能生产生命；第四，通过武器得以调节的与自然界的客观联系，组成了一种狩猎者与自然界之间的统治和不合作的联系。没有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控制，男人不能把自身构想成为生产性的；第五，马克思所说的对自然物质的挪用现已成为一种单方面的挪用进程，不是在教化的意义上而是在剥削自然界的意义上建立起财产联系。[6](P48-49)正是父权制范式把男性狩猎者塑造成为人类生产力的榜样，而妇女为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工作被认为与生产无关、没有经济活动的行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非常注重男性在技术、金融等领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无视妇女在家庭、教育和艺术等领域对社会的贡献。 二、科学知识：现代父权制发展的基础 席瓦认为，现代科学被父权制规划为一种“类似于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系统通过普遍性和价值中立，通过其方法的逻辑达到自然界客观要求，取代所有其他信念和知识系统”[6](P15)。培根的实验方法是西方父权制规划的中心。在培根的实验方法里，二分法可以运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思想和物质之间、客观和主观之间、合理性与情感之间、男性气质的联合与科学统治自然界之间、妇女与非西方之间。以培根实验方法为主要代表的科学方法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侵略自然界、统治妇女的男性气质模式。这种模式运用性别歧视的隐喻，公式化的表达操纵的必然性，提出了强奸和折磨、男性大多数是暴力的、在与女性的关联上是厌恶女人等概念和观点。科学知识学科和机械发明以一种征服和镇压的权力来动摇其自身基础。在培根眼里，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着养育者形象的母亲，而是一个女性的自然界，它被一种进攻性的男性气质思想所征服。正是通过培根者们的科学规划，为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界的形象移开了所有限制，以一种剥削自然、操纵自然的文化支持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