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的社会公正状况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特权集团滋生、教育民生失衡、道德文化弱化、公民维权艰难等多种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思考社会公正重建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进路，改变资本逻辑至上、道德逻辑式微的现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社会改革和进步带来的红利，实现“真实的成长”，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同时，关注公平与效率、利益与责任、市场与政府这三对范畴在社会公正重建中的作用，激发绝大多数人的潜能，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贡献得到有所差别的回报，实现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发展。 一、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价值失序 首先，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是社会公正价值失序的首要表现。目前，我国在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相当规模的群众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许多弱势群体愈来愈被边缘化，与精英群体的差距不断扩大。由此，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出现群体化、规模化、集中化、扩散化的趋势，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异、南北差别、职业差别中都贯穿着贫富差距这一中心差异。进一步讲，贫富差距还滋生出其他一系列问题，如权贵日益结合，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普通百姓维权困难，报复社会的极端恶性行为频发，等等。因此，只有在社会发展中强调共同富裕、关怀弱势群体、保障生存底线、不断缩小贫富差距这一价值目标，才能为社会公正的重建工作构筑坚实的基础。 其次，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特权集团滋生。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权力制约机制的缺乏，致使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出现利益结盟的苗头并迅速扩张，“官本位”和“钱本位”等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之间流动的停滞导致阶层固化，特权集团滋生泛滥，官僚阶层集体世袭，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结构被复制繁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资源配置缺乏公平的博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政治认同堪忧，仇富、仇官现象日益严重。 再次，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反映到民生领域中，就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改革开放30年来，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各个社会主体都需要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以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然而，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特权集团的滋生，社会公共资源被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政府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各方利益主体公平的参与和博弈，公共资源配置倾斜过度，对教育、民生、医疗、就业缺乏应有的关注，致使本应共同享有这些公共资源的大多数人却分享不到基本的生存、发展资源。正如孙伟平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以政府的主体性取消了具体的、多层次的、多元的价值主体的主体性。”(孙伟平，第215页) 最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道德价值弱化，公民道德建设面临危机。社会不公现象的日益猖獗可以说是民众积怨鼎沸的根源，仇富仇官情结的蔓延致使群情激愤，道德相对主义泛滥，表现为当前中国各种道德问题频频发生，“彭宇案件”、“小悦悦事件”等都体现了社会不公导致的道德文化的弱化以及民众对道德规范的漠视。人们对道德价值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一些企业在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面前选择“道德缄默”，一些人在救死扶伤、关怀互助面前选择“道德旁观”，政府在某些重大事件前选择责任回避。然而，全社会对这些公正价值的缺失、道德责任的缺位缺乏有效的治理原则。 二、社会公正的二重逻辑失衡 一般说来，社会公正源于人们对自由、平等、互助社会的向往，其动力就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所有的人争取平等的机会，使他们都能摆脱愚昧、压迫和贫困，在其共同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自由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因此，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的价值目标：其一是让共同体内的全体成员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体现共享共赢的价值理想；其二是保证共同体成员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权利，体现独立自由的价值理想。然而，当前的社会环境却是：“共享”的缺位导致社会公正失序，贫富差距扩大；“自由”的缺位导致社会公正失源，社会失去活力变成死水。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社会发展中的资本逻辑扩张、拜金主义至上所导致的道德逻辑式微、信仰价值观念弱化密切相关。 资本逻辑就是不断通过竞争、扩张使其在运动中增值的逻辑，只要资本存在这一逻辑就会发生作用，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以及最终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透过资本逻辑这一“表象”看到了资本家基于私有制而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实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可以说，资本逻辑占主导的资本主义展现了令世人惊叹的创造力，建构了庞大的世界市场，也给予了每个人极大的能动性。“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众多方面的现代性，不仅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同时也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条件和内在机理。离开了这些现代性，资本运动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且不说自由、平等、理性、民主等是资本逻辑得以贯彻的内在要求，就连我们经常提到的信用观念、时间观念、契约观念、效率观念等都是资本运动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丰子义，第285页)但是，资本逻辑的极度扩张在产生巨大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恐惧的破坏力，在建构市场的同时，也将市场与道德良心的冲突扩张至极致，在给予个体能动性的同时，也使他们异化成为市场和资本冲动的畸形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