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1-0068-06 自20世纪60年代起，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一直是当代环境伦理研究的中心议题。值得反思的是，控制自然作为一种在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观照下成长起来，并长期指导人们行为实践的思想观念，虽然曾为解放人类自身的被动地位、改变人类生存的发展环境以及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冷漠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我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以来出现的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欲望与行为，其内在的价值根源在于人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缺失、伦理规范失当。[1]因此，深刻反思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探寻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剖析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影响下控制自然的伦理价值困惑，科学构建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理论与方法。 一、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与控制自然的观念演进 从根本上讲，控制自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每一历史时期人类都与自然进行争斗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可以说，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是通过“控制”周围环境，从自然对其有用性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状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大不相同，但占统治地位的是既复杂又令人难以捉摸的控制(control)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过古朴的一致、逐渐的对立和疏离，最终演变为人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始自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理性主义传统主要经历了探寻理性、高扬理性和信仰理性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关，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寻理性形成的素朴性控制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最初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赋有灵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自然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是自身有“心灵”的存在物，更是浸透或充满着“心灵”的运动物体。他们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视为自然界中规则或秩序的源泉，其对规则或秩序的重视，不仅在客观上尊重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更改变了人类不能控制自然的事实——人们在改变自然秩序之前，总是要通过宗教仪式来安慰自然的“精神”。 泰勒斯被公认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自然哲学主张从宇宙整体的角度去思考自然界的问题，试图“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应如何思考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2](P189)。之后的赫拉克利特等人也认为，理性是自然界固有的，理性是构成世界的无穷元素之一。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伊始就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主张，即世界拥有一个理性结构的信念，对控制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受种种因素制约，当时的哲学家们难以认识到生态自然的真实存在，因而他们不把自然中的生态关系当作知识，也不看作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被认为是持久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相反，生态学的关系与非持久的、暂时的和处于连续变化中的客体相关。也就是说，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哲学家们不可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从生态学的视角思考问题。“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被人们描绘为渴望地等待自己的死亡，以便他最终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从感觉世界的烦恼和扭曲中解放出来。古希腊人对理性的这种偏好和信赖，以及对感官的蔑视和忽略，使得哲学推理的结果不可能接近自然世界中真实的生态关系和过程。”[3](P29)柏拉图的认识论主张，知识只能从辩证推理和对形式的沉思中获得，而不可能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获得。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因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自然是不完善的，最多只是部分真实的。[4](P42)柏拉图的《对话篇》偶尔也表露出他对自然的极大欣赏，但他总的理念论的哲学世界观决定了他对自然采取一种非常忽视或蔑视的态度。总体上看，古希腊时期的人们忽视了亲身观察，也远离了对世界的生态学意识。 不仅如此，古希腊时期还形成了忽视复杂关系而喜好更为简单关系的习惯，这一习惯不仅导致了还原论的产生，也妨碍了生态观念的形成。还原论关注与复杂整体相分离的部分，对科学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它决不适合于自然生态的研究与发展，因为生态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一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更曾排除了对未来后代的一切道德关怀，认为把后代纳入伦理思考会使决策过程变得太复杂。 从历史的角度看，抑制了合理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哲学观点主要源于古希腊哲学对理性偏好的形而上学视野和简单性假设，这最终导致了应有的生态学没有得到及早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简单控制。 (二)高扬理性形成的征服性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将人们从古代对理性的探寻中释放出来，也用理性代替了神启。他们崇尚科学至上、理性至上，通过高扬理性，完成了人从“自然的奴隶”到“自然的主人”的转化。其理性主义精神的首要特征是尊重事实、注重经验，把对自然的观察实验视为真正的科学方法。这种在高扬理性中形成的对科学实验的热衷，不仅深化了人类理性主义的本质，也开启了通过科学实验对自然的征服性的控制史。 深入地看，实验理性的世界观是这种征服性控制的重要形成根源。在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看来，仅仅依靠感官的直接感觉，还不能完全揭露“自然的奥秘”，要揭露自然的内在奥秘就必须借助于实验，因为“自然的奥秘也是在技术的干扰之下比在其自然活动时容易表现出来”[5](P333)。培根关于人统治自然的完整纲领最终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秘密的实验而完成的。作为理性主义方法先师的笛卡尔也认为，“借助于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6](P36)。这样一来，一种信念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认识自然只有通过精细的观察和实验室控制等艰苦工作才能获得。当代德国哲学家、科学家冯·威撒克尔(C.F.von Weizsacker)以简明的方式概括了这种特点：“我们的科学思想只依靠行为，依靠成功的实验证明自身。做实验意味着对自然施展能力，那么最终证明科学思想正确性的是具有能力。”[7](PP.77－78)于是，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高涨和利用自然力控制自然信心的不断提高，人类由此开始了对自然的征服性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