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3)06－0031－04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启蒙运动最为看重的是基于合理性原则的人类的理性，认为理性是支配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因素，它超越于人类的情感和其他各种力量之上。因此，在福泽谕吉生活的德川幕府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前半期这一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时期，“道理”一词格外受人们的青睐，无论是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还是在各种论著报告中，随处可见其应用。出现了在使用该词语时对其语义内涵不加辨别、欲以“道理”说明一切的现象。例如，那些以自然权利的名义要求废除封建性等级差别的言行被说成是“合乎道理”的，同时，使用汽灯、尝试肉食等也被称为“符合道理”。 尽管“道理”一词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多有歧义，但在一点上人们的认识十分统一，即在当时的日语中，“道理”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用来指称那些不断被人类所认知的科学规律的确实性。日月穿梭、寒暑交替，大自然亘古不变的运行遵循着自然规律，而不是受阴阳五行等神秘、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操控，当这一点得以确认时，人们就确信整个自然界都有“道理”贯穿其中、都是按“道理”活动的。 既然自然界能够摆脱那些难以捉摸、道德化的不确定性，并将那些不确定性还原为确定不移的规律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人类社会也应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与自然界相比，伦理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更为缺乏理性和混乱无序，但人们相信，只要能以严格的“理性化”亦即科学的术语对人类行为的种种事实作出说明，在那些看似混乱的现象中就一定能清晰地凸现出隐藏于其中的秩序。随着17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类似的观点也不断涌现。例如，霍布斯、边沁(Bentham)等人的思想，后来的“自然论”(代表人物是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等学说都是以这种思想为其理论依据的。因为这些学说的相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只要能够找到与人类行为以及道德相关的客观性科学规律，那么就能够依据类似于几何学或机械学等的少数简单的规律对那些即便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的反应进行分析研究。 在这种大背景下，19世纪70年代亦即明治初年启蒙运动时期的日本也出现了与上述看法相同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在当时的日本，那些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旧有的伦理规范已分崩离析，并不断遭到抨击。最典型的是已在日本流传千余年、最终被德川幕府(1603—1868年执政)尊奉为官学的儒家伦理就被当时的进步人士视为落后势力，难以通行。所以，日本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指导新文明的新的伦理基础。从此意义上说，“科学的伦理”就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主题，其周围集结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加藤弘之最为著名。他早年曾信奉人的自然权利说，后来又放弃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加藤弘之认为，达尔文是以“生存竞争”来解决道德问题的，即是说达尔文是运用相同的方法去解释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道理”的。 然而，福泽谕吉的思路不同于加藤弘之的想法，有其独特性；同时，在福泽谕吉自身的思想脉络中也颇具特色。他在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掌握科学规律的重要性，令人感到他似乎也应当像加藤一样对人类的道德问题努力探寻“合理性”解释。但福泽谕吉极为慎重地否定了这种思路，对于道德问题，他的观点与此不同。 福泽谕吉提出，人类世界都是由他所认为的“理”与“情”这两大原理支配的。他说：“人在此世间，受到理与情二物之作用的支配。”[1]在他看来，“理”与“情”是有其特定的发挥作用的领域，绝不容许他物来侵害其作用。概言之，“理”与“情”分别代表着合理与非合理这两大原理。与大多数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福泽谕吉使用“理”的时候，一般是在指称自然科学的规律时，作为“道理”的意思使用，例如水温升高到一定程度会沸腾、树叶到秋天会零落这类的因果规律。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把这类基本原理称为“数理”或单称为“理”。① 福泽谕吉十分重视科学规律，认为认识这些规律是构成近代文明的基础。在《福翁自传》中，福泽谕吉分析日本的文明程度为何比西方各国落后时，认为这主要是因有关科学规律的知识太欠缺。他在明治14年的著作《时事小言》中写道： 西洋诸国的学者多年推究这些规律，将地球上的万物分解为五十种元素，后来又继续发现增补为六十种、八十种，人们通过试验掌握其特性、论证其功用。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热、光、电(福泽在此处将其音译为ェレキ、读音为eleki——龚注)等，他们掌控这些无形之力的功用，转而应用于人类的实业，以此开拓并推进物产工业之路。然而在西洋诸国纷纷推进这些事业的时候，只有东洋的士君子们数十年来甘于阴阳五行之说，不曾有求进步之念想，如工业制作这类事情，完全交给下等社会，士人君子对其弃之不顾，真正令人遗憾不尽。原本，我们东洋士人的教育之中，重视道德、气节，还讲究风韵，在这些方面不仅不逊于西洋，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疑问地遥出其右。然而，惟有在物理规律这一点上，今日之老儒虽能读万卷之书，但在掌握物理规律这方面差劣如西洋炊妇。[2] 在《文明论之概略》中，福泽谕吉曾花费很大篇幅指出，日本文明的缺点之一在于，过于重视“德义”而轻视“智慧”，其论旨与此处相同。从福泽谕吉的以上论述可知，他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是不含伦理色彩的科学知识。 在《智与情》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更进一步通过比较强调了“智慧”的重要作用。他说：“东方各国状同我国，其社会组织是moralism，moralism以道理或情为意，非智慧之组织；西洋诸国的社会是rationalism，是合乎道理和智慧的组织。而今日之文明断然是智慧之文明，不允许私情的参与。”[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