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36-05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即古人说的“士君子”)以坚守、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道”)为己任，是一批具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景仰，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 士、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故本文先对士的产生、演变作一简要回顾。在商周，士是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最低一级贵族。这种士，史界多称为“贵族士”。到春秋时代，士的地位、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随着旧制度逐渐瓦解，旧贵族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一些平民的地位则因社会变动得以上升。于是，士这一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层，人数不断扩大。而且，士的构成也逐渐多为知识人，这同社会变动过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关系。自周室东迁之后，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初的一些封国也先后灭亡。于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一步步被突破，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状况。乡校与私人办学的兴起，使长期被“官府”垄断的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型士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由于社会有需求，这批新士人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与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之一，且成为四民之首。 新士人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而赋予新士人灵魂、品格、理想的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他们是特殊士人精神的塑造者。正是他们提出了理想士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后世优秀士人所坚守，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终身成为道的坚守、维护、弘扬者。《论语》一则言“志于道”(《论语·述而》)，再则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正是此意。“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应终身不懈地向往、追求、维护道；而且，由于“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总之，真正的士是离不开道的。 所谓“道”，简言之即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得以正常运转并发展的根本保证，所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孔子所说的道乃是那时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孔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即是要求士成为那时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维护者。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塑造理想士人，便赋予他们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 孔子和原始儒家认为，由于道要靠士去贯彻、落实、维护、弘扬，因此，士首先应是一个自觉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将道落实为自身实际行动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孔、孟、荀对士应具有的品德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为节省篇幅，下面主要举《论语》为例。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矣。”(《子张》)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孟子》的相关记载有：“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将士分为从政的“仕士”和在野的“处士”。荀子认为，“仕士”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富”当作“可”，可贵系指道德)，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而“处士”则是“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当作“著定”，意为有定守而不随流俗)。 孔、孟、荀对士的要求虽包括才干、能力，但主要是道德。士自然必须恪守基本道德(如仁义、孝悌、忠信、友爱、宽厚、守礼、知耻、远罪)，理应是这方面的楷模。但作为士，又应是“德盛”者，尚应有更高要求，比如“见危致命”、“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上》)，在“天下无道”时能“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由于士无恒产，因此，对士而言，为守道、行道而耐得住穷困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孔、孟、荀一再指出：“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如果贪图安逸生活(“怀居”)，以恶衣恶食为耻，便“不足为士”了。孔子所以一再盛赞颜回之贤，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本人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觉得“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们都是以道德理性的实现、满足为乐，而不在乎外部物质生活环境的优劣。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真正的士君子所担心的乃是道能否实现、落实，不受损害，而不是自身的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