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追求美会为人类带来福祉，却忽视了如以不适当的方式追求美也会带来灾难。传统美学的失误正在此处。它把审美活动等同于“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解释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事实上，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不等同。它是一种作为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文章又从上述观点出发，对当代审美活动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一 关于审美活动，传统美学曾经完满地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美和艺术应该抛开现在直接进入未来，抛开过程直接追求结果，去不遗余力地讴歌人的人类性和人类的伟大。然而，迄至当代，人类却越来越吃惊地发现了它的严重缺憾：首先，它似乎只是人类在青年时代才会出现的一种审美特性；其次，人类之所以着意强调“类”的审美，实际上也只是人类经济不发达的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心理维护的手段。例如，阿多尔诺就曾说过：这种对人的人类性、对人类的伟大的歌颂，是一种审美的魔力，纯系历史上巫术时期的残存。或许，在人类无法实际征服对象的时候，只有靠对外否定外界、对内否定主体这双重否定来维护自身？而人类一旦跨过童年期，这种人类在无力抗拒外在必然的时候所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其积极意义就开始向媚俗之类消极方面转化了。 这可以用拉康的理论来说明。拉康认为，幼儿最初存在一个“镜象时期”。此时，他还没有接受到社会的影响，不可能对自我有一个准确的估计，因此当他偶然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时，往往会把它看作一个“理想自我”的形象，并且由于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镜子里的“理想形象”的响应，便误以为自己完全能够控制之。而且，这种“理想形象”，无疑又是幼儿得以健康成长的精神屏障。只是在逐渐长大之后，这种虚幻的感觉才不复存在。在我看来，传统美学也是这样，它误以为世界就是一面大镜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赢得反响。自己无疑是世界的主人。 安东·埃伦茨维希的发现则堪称进一步的补充：传统美学把美分成崇高与优雅，只是一种分门别类的标签。为一些缺乏审美能力的观众省去了进行真正的情感体验的麻烦。这些美感似乎代替了真正的情感，或者从开始就不具有真正的情感，或者掩盖了真正的情感。弗洛伊德曾发现一种“遮闭记忆”，人们在回忆童年经验时，只是为了把更危险的记忆遮闭在内心深处。一个充满了野蛮人的感情的孩子，成了一个生性优雅、文质彬彬的孩子。当孩子抬头仰望高贵的父母时，从它的视线中看到的崇高；当父母附首看它的孩子时，从它的视线中看到的是优雅……种种复杂的感情都被遮蔽掉了。在审美中也如此，一旦面临复杂纷乱的世界，马上就唤起了崇高与优雅两种情感。“在艺术、宗教和科学中，哪里出现了古代情感过分强烈的情况，哪里就会产生崇高和优雅的感情。巴罗克艺术的崇高感伴随着启蒙的理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世纪神秘主义最终被克服了。洛可可艺术的优雅感是从逃向天真无邪的童年乐园的愿望中直接产生的。由于卢梭的影响，人们想象人类曾经都生活在一个无邪而正义的世界里，而后来，现代文明夺取了这个世界。隐隐的沉雷宣布了法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法国的贵族就竭力向逃到一充满田园雅趣和儿童般无邪的优雅世界里去，竭力幻想出那种已经丧失的原始乐园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美感就用于伪造人类历史，把原始冲动和原始记忆保持在极乐世界般的遗忘中了。这些原始冲动和原始记忆仍然在无意识心理中燥动不安，在战争和革命的周期性高潮中，它们往往会爆发出来。”① 二 因此，在人类传统的美和艺术之中，本来就含蕴着自我解构的因素，甚至含蕴着“伪造人类历史”的非人性因素。对此，我们可以借用邦达列夫反省自己青年时代的美学观时说的：把“一天天的尘世生活”与“个别欢乐的时刻”对立起来，把“一生”与“一瞬”对立起来，为此而忍受漫长的期待，过去因为这“一瞬”才值得回忆，未来因为这“一瞬”才有意义。②这在人类的成长的意义上固然是一种自我觉醒，但若从个体的生存的意义上难道不又正是一种自我蒙蔽吗？尤其是当人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人类开始发现了“人类性”的虚妄之后，其中的自我蒙蔽就更是不断地暴露出来。③ 席慕蓉曾经写过一首《一棵开花的树》，这是她的诗歌中被公认写的最好的，不妨就以它为例：如果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在我看来，这首诗中隐含着传统美学的最为内在的秘密。它要陈述的，正是“一生”与“一瞬”的对立。“一瞬”高于“一生”，则是永恒的话题。传统美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话题。在传统美学，“一瞬”的最高境界是悲剧。它是宗教精神、人本观念、理性主义的三位一体。悲剧最初起源于理性。和谐、静穆，生命被赋予永恒、绝对的内含。但仍是一元论的，其象征是充满均衡感的巴特农神庙；③基督教加入后，从一元变为二元，在外部是人与上帝相矛盾，在内部是人与自身的矛盾。在理论上是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划分，一般与特殊的划分，本质与现象的划分，必然与偶然的划分，总体与个体的划分，目的与手段的划分……其象征是充满冲突感的哥特式大教堂。中世纪之后，上帝并未取消，而是转化为绝对的理性。主体性是其中的根本。人本主义（基督教是其特殊形态）应运而生，为悲剧打下最后一块基石。整个世界都被人化了，人成为一切的目的。排斥神秘、排斥非理性。尼采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反悲剧的思想家，虽不彻底，因为他只反宗教而不反人道主义，但当他把悲剧的起源追溯到狄奥尼索斯而非阿波罗，并用“非理性”揭示悲剧时，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一生”就真的不值一提吗？为什么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令人吃惊地只看到那个虚幻的“一瞬”，却从来未曾看到只有一次的“一生”呢？每当我想起这个严峻的问题，就不由想起孩童时经常阅读的名著《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在读这部小说时，我每每为卓娅的英勇而感动：只穿着内衣，赤着双足，脖子上挂着墨水瓶，被法西斯押着在雪地里走了一夜。但还有一段文字，却被人们疏忽了。在卓娅入团的时候，区委书记曾拉开窗帘，指着外面的星空，对她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要记住，生活中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都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