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曾宣称：其致良知之说，实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滴骨血。①将致良知比作普照万物的太阳。②明武宗正德十六(1521)年“致良知”说的揭示，标志着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成熟与最后完成。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③是“天理”，④是“造化的精灵”，⑤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那么，“致良知”说有何特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何意义，自然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此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 王氏“致良知”说的特点，简言之，有以下诸端： 第一，“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体系的主体或核心。关于王学心学体系之核心，有的同志认为“知行合一”说是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有同志称王氏的“致良知”说为其认识方法论的核心，不言而喻，“致良知”说不能视作他的心学体系之核心。在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致良知”说的提出，使其心学上进了一个新的台阶，或者是高峰。从哲学的观点看，学者总是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框架模式把古代学人的思想条理化；但个别人物的思想逻辑的发展，却不按哲学研究者们的框架模式去发展自己的思想主张。就王阳明的思想发展而论，他把“致良知”说当作其学说的最高概括和精髓，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既是人性论，又是道德论，修养论；它把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论融为一体。所谓：“良知之说，只说得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⑥就是说，“致良知”说包含了上述内容，是在“心即理”、“知行合一”说的思想学说之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非在“心即理”、“知行合一”二说之外，另添一说，鼎足而三。作为研究与揭示王学的发展，或揭示王氏心学思想体系时，为了叙述方便，按先后阐述“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可以的，但如果将其截然分开，视某说为其宇宙观、本体论，某说为道德论，某说为方法论，则又很难令人苟同。众所周知，王氏晚年很少专门言及“知行合一”，他所津津乐道者则为“致良知”说，其中提及“知行合一”，亦是论证“良知”时提到的。其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聘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及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不有悟，是教亦三变也。”不难从中窥测王氏学说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他晚年为何津津乐道“致良知”说而罕见其专门讲述“知行合一”？道理很简单：(1)“致良知”说是“知行合一”说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致良知”在许多情况下，涵盖了“知行合一”，特别是王氏的道德论方面更是如此：(2)从王氏及门弟子或私淑弟子论及王学时，通常以“致良知”说称王学。王畿谓：“我阳明先师倡明圣学，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⑧邹守益说：“至我阳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谤而不自恤也。”⑨徐阶亦谓：“先生崛起千载之后，毅然以谓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⑩这说明，“致良知”说是王学的本体或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说的发展与升华。 第二，“致良知”说虽然融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为一体，但它却以“复明心之本体”——存理灭欲为中心，也就是说“致良知”说以对封建道德的体认和践履为中心，并从而出现了以道德论取代本体论、认识论的倾向。从王阳明看来，良知即是天理。这种天理推而衍之即孝、悌、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他强调人们要在无事时存养，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体认天理，有事时省察，在为人处世的活动中笃行封建礼教和一切伦理道德规范。 第三，“致良知”说充满着内在的矛盾。王阳明以反对朱子学分心物为二、心理为二、知行为二的弊端，建立起他的心物为一、心理为一、知行合一的学说。由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主张，特别强调克治省察、在事上磨练，落实到对伦理道德的体认与践履、一丝不苟的贯彻上面，因而必然产生无可克治的内在矛盾。这表现在： (1)将知行分离为二。如他说：“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著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著实恶了，如何得意诚？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又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如此等等，他都把知与行分作两截。 (2)将心物、心理俱分为二。按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是心的本体，这个心的本体，亦即天理。但他又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11)这一段议论，一连讲了目、耳、鼻、口、心等，均以外界客观存在之物为体，这说明王氏在具体论证中亦难以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承认主体的心与客观的天地万物是分离的，而心并非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而只是反映天地万物之理（是非）。这样，良知——天理只不过是客观的天地万物之理。这种反映论，是同其主观唯心主义自相矛盾的。 (3)反对对封建教条的盲从同致良知说的信仰主义的矛盾。阳明心学宣称，《六经》“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12)这就是说，《六经》之真解，全具于“吾心之良知”。王氏龙场悟道，即作有《五经臆说》，即开了他主观臆断解经的第一步，则于其心学体系的日趋发展完善，他嫌其不足，悉毁其稿，只留下废稿十多条。但这却表现出亟欲摆脱传统经解的束缚的精神。此后他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朱熹之是非为是非，而以一己之良知为是非之唯一标准，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反对盲从、武断的精神。但是，他又把良知说成是造化的精灵。说什么天地万物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万物，“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3)这样人的灵明即良知，即成为一个包括一切的大灵魂。因此，王氏的说教，即是一种唯灵论，又是一种信仰主义。这又是同他的反对盲从、武断，发挥人的主体精神、解放思想完全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