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哲学曾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做出过理论上的努力，并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将会出现哲学理论的繁荣；但当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其现实存在时，人们却发现，与早先的期望相反，哲学正在陷入深深的不景气之中。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哲学研究，特别是作为当今中国哲学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路何在呢？这是当今中国哲学工作者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作为人文科学之核心的哲学的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不绝于耳的关于人文精神失落以及文人边缘化的惊呼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的尖锐性。故问题不再是确证危机是否存在，而是在于如何说明这一危机，在于探明造成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危机的可能途径。对于危机，已有种种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那些能带来实利的活动领域，从而冷落了作为纯粹精神追求的哲学。诚然，无可否认，市场经济的建立的确导致人们更多地关注实利性活动，因而，初看上去，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但一细思，又颇觉似是而非。显然，这一解释是在一般地谈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哲学危机，它所给出的亦是普适性的原因。既然如此，它便理应普遍地符合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哲学的存在状况，但事实上并非市场经济的兴起必然带来该社会中哲学的危机。因而，试图用一种普遍性的原因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特殊境况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从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去寻求具体的解释。为此，我们必须给予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今中国哲学主流这一组条件以特别的注意。换言之，尽管我们必须考虑一般社会转型中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哲学之存在方式的转变问题，但我们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则是作为现今中国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中的境况问题。就此而言，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把握：一般的社会转型对哲学活动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方式对哲学活动的影响；这一特殊转型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别影响。 一般说来，市场经济必然造成包括哲学在内的文化活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笔者曾在别处讨论过市场经济对文化运作方式的影响作用①。简单地说来，市场经济必导致社会结构从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合一”状态到“领域分离”状态的变化，而这一结构性变化又必导致文化活动方式的改变。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大致稳定不变，且很少贡献于获致社会秩序的社会整合，使得主要是提供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社会秩序且易生波动的政治活动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心，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需要。造成诸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的合一状态。高度集中、依靠行政命令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将这种“领域合一”状态发展到了极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工与交换高度发达，人们之间由此而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纽带关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直接构成了一种能提供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使得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在客观上不再必要，从而使诸领域之间因消除了以往那种从属关系而相互拉开了距离。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是必将逐步由“领域合一”而趋向“领域分离”。这种“领域分离”意味着哲学等文化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向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状态，其直接从属于政治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再是必要的，且将获得一个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活动将失去以往那种确定性和归属感，而必须在一个“领域分离”的社会里自己去寻找自身的适当位置。这便是一般性的社会转型给哲学等文化活动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 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这使得哲学在离却昔日的确定性去寻找新的位置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一般的社会转型，其由以出发的非市场经济往往是一种分散的自然经济，这就决定了转型过程的缓慢性和较大程度的自发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哲学等文化活动有着足够的时间去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就使得转型过程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急速的过程。这样一种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他人上百年才完成的急速过程，对于必须花费漫长时间的精神产品的制作而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调整自身的时间。这就不能不使其处在一种无着落的危机状态之中。 中国社会转型对于哲学活动所带来的后果不止于此。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除了领域分离所带来的运作方式的变化之外，它还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从理论内容方面提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哲学理论，这在今日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作为一种极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理论，其发展变化或存在状态是密切地相关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状况的。从这种变化着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创立始，已经历了若干阶段的重大变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活动时期是其第一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些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发展的第一期进入了第二期，而现今正在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正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第三期的到来。在其第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否定性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的批判所向是作为市场经济之一的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设拟了作为资本主义之扬弃的未来社会的某些原则，但其理论的基本内容无疑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些国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进入了其第二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往昔的社会批判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分化。一方面，对于外部存在的资本主义，它继续保持着批判性；但另一方面，在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内部，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被废除，往昔批判对象的消失，它却主要地成了一种肯定性的理论，即与现存社会的关系由基本上否定性的转变为基本上肯定性的。从理论形态上看，如果说在第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具有原创性的生气勃勃的理论的话，那么，在第二时期中，则以斯大林的权威性解释为标志，主要地表现为一种以注解为主的体系化、规范化的过程。理论形态的这一变化是社会形态变化的结果，即将往昔的社会批判功能转变为服务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乃是依靠行政命令运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结构在客观上所要求的，而非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致②。显然，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固定化为一种规范的体系，这当中已蕴含了某种引向危机的种子或可能性，但这本身还不是危机。只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只要哲学在其中履行了其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危机便不可能现实地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危机从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并带来了理论的内容与社会功能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