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数年，20世纪即将过去。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件颇有意义的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最伟大成就的世纪。甚至可以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超过以往数千年里所创造一切的总和。人类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数百次不同规模的国内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家间的战争，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危机、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化。如何解决这些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各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所思考的重要课题。我国有些学者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路，提出“和的哲学”，以此消除“人与人的不和”、“人与社会的不和”、“人与自然的不和”。有人认为，21世纪的走向就是一个“和”，中国哲学对21世纪的贡献就是一个“和”字。如何看待正在兴起的“和的哲学”，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提出一点愚见，以向同仁们请教。 一 首先也许有人会说：“和的哲学”真的像你所说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吗？是不是你为取得某种效应而制造的神话？当然不是，请看事实。 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的著述。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遗憾的是他只见到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前6卷，最后一卷即第7卷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这一卷直到他去世两年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印行。冯友兰在书的最后谈了他对中国哲学和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统一，未来世界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为了论证这一点，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加以比较。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把矛盾的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冯友兰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接着他又说：“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思如何，现代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57-261页）冯友兰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就向周围的学人讲过上述思想，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陈国谦先生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中高调“和的哲学”。陈先生在文中直接大段引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关“和”的论述，并进而认为：中西辩证法，“一个将矛盾斗争绝对化，以破坏统一体存在；一个将矛盾斗争调和化，以维持统一体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坚持斗争哲学，是由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旧的社会这个统一体。中国传统哲学以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它有自己的根据。它看到，像宇宙这样的事物，按哲学上的定义，作为统一体是不可能被破坏的，其基本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这就导致了调和哲学。”他的基本结论是：“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体现着以和为本的辩证法。” 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一些，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能作更多的罗列。总之，笔者感到，近几年来，“和的哲学”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和的哲学”的出现有其理由：它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斗争哲学”的一种回应，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一种反思。“物极必反”，由“斗争哲学”走向“和的哲学”，是自然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最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冯友兰等人提出“和的哲学”的现实根据。“和的哲学”的出现有其理由是一回事，“和的哲学”本身是否科学，这又是一回事。对后一问题需作深入分析。 二 “和的哲学”的提倡者们都认为：西方哲学传统强调斗争，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统一，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走向是和。这一观点咋一听似乎很新鲜，但仔细一想，它不过是五四时期一种思潮在新形势下的重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第一个差别就是：一个重安息，一个重战争。他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97页）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贫弱到这步田地，与中国人缺乏斗争性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也认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东洋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西洋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东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李大钊文集》上，第557页）陈独秀、李大钊对西洋文明提倡奋斗精神持肯定态度，而对东洋文明提倡和解精神持批判态度。李大钊称：“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同上书，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