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对自身存在认识的历程，会发现极为复杂的诸种不一致：古人与今人不一致，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不一致，同一时期同一共同体中不同个体的认识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等等。譬如，在人的本性问题上，就存在着诸多二律背反，即是说，只要有一种人性论，就一定会发现有另一种与之相悖的人性论。一种人说人性是善的，另一种人则说人性是恶的；一种人说人性是理性的，另一种人则认为人性是非理性的；此外，还有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能动性和被动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等等的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的认识现象呢？是否象康德所说的纯粹由人对人自身存在的主观立法所致，或如现代建构论者所说的由人们的主观建构作用所致，以及如现象学所讲的由人的主观意向性结构造成，如宗教家所说的由上帝对人的启示引起，如黑格尔所讲的由绝对理念的本性（即必然要从自在发展到自为，最终能够自我认识自我）所致？都不是。 当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来观照人的自我认识的复杂现象时，就豁然开朗了。原来，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的意识都是人们自身存在的现实的反映。人之所以对人的理解相去甚远，首先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相差很大；人之所以对人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也首先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不停地变化。一句话，人的自我意识的不同根源于人的存在之别和之变中。别的本质也是变，所以，一切应于此“变”字。对于人之变的现象，人们早已意识到了。斯芬克斯之谜寓言中所蕴含的就是人之变的朦胧意识；大舜之“道心惟微”的“真传”中所意指的那个“微”字，实质上也是“变”字。因为人心总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才会使人感到微妙神奇，难以把握，难以使人合道。后来的思想家们则更自觉地来研究人之变的根源了，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并无揭示出人之变的谜底。真正揭开此谜底的人是马克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所谓“历史之谜”，而且揭开了人的存在发展演变的“斯芬克斯之谜”。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会不停地变化，并非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推动，乃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不断变化，由此推动了人之存在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社会实践在人之变动中的作用，我们就找到了理解人之变的钥匙，并且扬弃了以往抽象的人之变思想，把人之存在真正地理解为一个辩证过程。不仅把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过程，把人身上的社会因素的增多理解为一个过程，还把人的外在存在方式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复杂化理解为一个过程，从而就可以把人之存在形象地理解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株永远生长着的没有定型、没有完结的生命之树，一座永在建造中的永不封顶的大厦。正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是变化日新的，因此，人们对之认识才会复杂多样、变化日新。可是，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思想家不懂得此道理，虽然也看到了人之变化现象，但总体上又执着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看不到人之存在的历史的辩证的性质，所以也就不理解人的自我认识之复杂性的根源。 其次，人之自我认识复杂性不仅与人的现实存在本身之变动有关，而且与人们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有关。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远古人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所以他们常常考虑的就是人的自然存在及其与万物的关系问题；到了苏格拉底和孔子之时，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化起来，所以人们便把眼光转向了人的伦理存在方面，整个中世纪可以说都是以人的伦理存在问题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打倒神权和君权制度，把等级专制下的伦理的人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自由的人。所以，与此相应，每一时代人们对人的规定或解答都不同，远古人们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产物；中世纪把人理解为善的存在物；近代则把人看作自由的存在物。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那样：“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究其原因，乃是由每一时代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还形象地把人们的历史比作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剧，其中，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作为“剧中人”，他要在前人创造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作为“剧作者”，他又要继续创造历史、创造自我的角色。因此，人就只能在自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提出并回答问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极深刻的，不仅使我们理解了人类自我意识的特殊性，还使我们理解了个体自我意识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个人都确实是社会舞台上的一种或几种角色，因而，人的自我认识也就只能是从自身的角色方面去发问、去回答。这便是人的自我认识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所在。 其三，人之自我认识的复杂性还跟人们具体实践活动的复杂性有关。人的任何实践活动本身都是一种程序，其间有着严密的客观的内在逻辑，即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的特点是非常严密和精确，若无此严密性和精确性，人的实践活动就不能连续进行。实践活动若能正常进行，人们也就不会提出什么问题；一旦实践活动不能照常进行时，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任何问题的提出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首先是由客观实践活动所“碰到”和“发现”的。可见，实践活动进展到何种程度，问题就提到何种程度，相应地问题的解决就到何种程度。人的自我认识也是如此。人们决不会在随便什么时候提出人的存在问题来，而只是在遇到人生实践困难时或遇到人之存在发展的新关头时才会提出。从人类自我认识的历程上看，人的存在问题的大讨论多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如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苏格拉底和孔子时期（即古典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公元15世纪左右的文艺复兴时期（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向发达资本主义转变时期）。从我国近现代情况看，人的存在问题的大讨论发生在“五·四”时期和近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就个人来看，情形也是如此，一个顽童不会提出人的存在问题，一个老于世故者也无须讨论此问题。只有刚涉世而又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才最易提出并探讨此问题；一个尚未意识到人类命运的人不会提出普遍的人之存在问题，只有那以人类命运为自己命运者才会提出并深入探讨此问题。而且，还须注意，虽然人们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能相似，但其内蕴可能是很不同的，比如同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在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和在今天的哲学家这里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同样，在青年人和老年人那里所意指的东西大不相同，就是因为人们的具体活动不同，人生实践所深入的程度不在同一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