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社会实践活动需要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领导行为,于是产生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被领导者(群众)和共同作用的对象(以自然界为主的客体)构成了领导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形成了整个领导活动的两对基本矛盾,即领导者(主导)和被领导者(主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合为主体)和共同作用对象(客体)的矛盾。领导活动就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和由两对基本矛盾构成的一个动态行为过程,而不是单指领导者的活动。在这个矛盾运动过程中,领导指挥群众,而又受动于群众;群众征服自然,而又受动于自然。群众和自然的矛盾决定着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而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又影响着群众和自然的矛盾,由此形成了整个领导活动的矛盾统一体。又因自然是群众的作用对象,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领导则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代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体现在领导活动中主要表现为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不言而喻,领导活动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直接表现形态,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领导活动的产生、本质、矛盾及其作用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一致性。本文仅就二者的一致性谈三点看法,其核心是想说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运行机制,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我国现阶段领导活动的根本任务。 一、生产活动的需要与领导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致性 领导活动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社会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自然需要,是领导的一般属性或共同特征,即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领导的标志都是统一意志和行使权力,都具有制定决策、实施决策和选才用人的共同职能。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明确地指出,当社会劳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产生对共同劳动进行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客观要求,必然要分化出“领导”这样一种专门的社会职能来。这种分化随着生产力状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组织起来与洪水猛兽作斗争,因而推选出征服洪水猛兽的强者为首领,这便是人类领导活动的发端。我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古代人民的好首领。他们勤劳、勇敢,为民谋生,与民平等,没有特权,堪称人民的公仆。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这种领导活动的自然属性,他说:“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②恩格斯把这种领导活动称为自然成长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原始等同状态经济关系上的纯粹民主制。 相传禹的儿子启杀伯益夺父位,从此首领便由私传代替了公举,形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专制统治。这种变革趋势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到夏禹时,已进入新石器末期,“树艺五谷”,农业兴起,群体狩猎向个体生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历了农业和畜牧业分离;手工业产生;生产和交换分工。这三次大分工的结果,使社会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阶级。奴隶主阶级不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而是专门从事对生产管理和对奴隶的统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从此分离。专制统治开始于奴隶社会,延续到封建社会,它的孽根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完全铲除。专制统治的象征力量是世袭制的权力,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利益越多。专制统治的职务夺取不易,一旦得权终生受益,欲传子孙后代。专制统治是生产规模狭小和科学技术落后造成的历史必然,这便是它的自然特征。 近代和现代由于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大企业、大工程、大科学相继出现,领导工作越来越复杂化,任何领导者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无能为力。为适应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企业的领导权和管理权相对分离了。1941年美国东部一家铁路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州议会的干预下,被迫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实行老板只拿利润,不再参与管理的制度。这是美国第一家由经理人员管理的企业,实现了企业所有权、领导权与管理权的分离。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加快了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分离的步伐。192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次实行“集体决策、分散管理”的所谓“超事业部”制,即决策制定和具体管理彻底分家。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的高度分化,使科学领导的产生成为必然。当今系统科学的建立,又标志着人们在描述科技、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方面的重大突破,使一部分领导工作,特别是属于自然属性的那部分工作,有可能走向定量化,为领导工作科学化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