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及其展望”学术讨论会。30余人到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与会者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中国哲学的现状，展望了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走向，并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现将主要观点简介于下： 1 崔自铎等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认为从建国到粉碎“四人帮”之前的这一阶段里，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受教条主义的束缚，缺乏创造性的研究，基本上是作注解工作；二是受权威主义的束缚，认为只有领导才有权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只有注释权；三是受“政治隶属主义”的束缚，认为哲学就是为政治服务、为政策作论证的，这就往往导致跟着形势“转”。李德顺则把这一阶段的缺陷概括为“唯书”（也是“唯苏”）和“唯上”，缺乏对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与会者普遍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哲学领域也迎来了春天，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李力新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发表了看法。认为从1976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拔乱反正、全面反思之后，迅速进入了开拓创新、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广大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引入了一些新的范畴和研究方法，出版了不胜其数的论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而就研究的重点而言，这一阶段经历了如下转变：由主要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即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再到社会哲学意识的转换；从一般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到贯彻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来带动、促进和丰富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方针的转变。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我们在恢复和深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方面，在价值论研究、主体性问题研究、历史主客体问题研究以及实现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的统一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现实问题的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问题；其二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前景的全球性问题。这后者又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不协调提出的问题；二是人类社会自身矛盾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既为哲学发挥社会功能所必须，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须。 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大成就或最大突破是什么？齐振海认为是价值论的研究。其理由是：我们过去只把哲学功能看成是认识客观规律，而不考虑合理性问题，价值论的研究弥补了这一重大缺陷。有人认为最大突破是主体性问题，他认为过去我们并不是完全不重视主体性，1958年还强调得过了头。 刘大椿等人回顾了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认为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学哲学是哲学解放的一个突破口。它引进了大量西方科学哲学思想，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有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无论在对元理论研究的推进方面，还是在与现代化的连接方面，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作用。但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人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由于对科学精神的强调而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以下倾向的发生：(1)追随后现代主义，用后现代主义来批判科学主义。刘大椿认为，科学主义在发达国家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现实是，基本上还处于前现代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我们必须弥补我们传统中缺乏的科技理性和实证精神。当然，我们在致力于现代化的时候，也要前瞻性地关注和尽量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必须看到，科学主义的偏颇并不在于它坚持理性和科学方法，而在于它视理性为人类精神的全部。(2)设定科学哲学是反人本的，企图用回归形而上学来实现人文主义的复归。然而，形而上学并非必然等同于人性的复归，科学哲学中也有倾向于人本主义的。(3)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绝对自由主义。提出对科学不要迷信，这是一个进步，但把科学同神话、宗教等等同起来是很成问题的。(4)民族传统精神的反弹。我们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能否把传统文化作为主流呢？科学理性是否一定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相抵触？这是需要辨析的。总之，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科学哲学并不等同，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人的哲学也不等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两种科学倾向的争执，而不是人的哲学与非人的哲学的分野，更不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存在的，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的内核，其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制造的一种幻象。 2 与会学者对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走向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袁贵仁等人认为，世纪之交将是出哲学家的时期，因为这是观念转变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背景，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哲学家们去分析和回答。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前景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困惑。比如，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它高度消耗资源，无控制地排放废物，因而在带来工业创造力的同时，又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又如，在当代社会，科技的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能解决贫困、战争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问题。这表明，世纪之交的人类正面临着探索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新形式的重任，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疑是个获得发展的大好时机。再从当代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汇流，形成了新的大科学观，这将对哲学发展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另外，我们正处于开放的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吸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思，都为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良好条件。总之，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中国哲学正处于辉煌的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