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唯物主义哲学，有两种途径：一是将精神与物质关系主要理解为本体与属性的关系，二是将其理解为实践关系。前者只能得到自然唯物主义，而后者则必然地得到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内部地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突破口，由此，必然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必然内在地导致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的“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人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实践活动和人在实践中的发展，是贯通整个体系的主线。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极其深刻、丰富而“管用”的理论结果，构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因为从此开始，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概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人类的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活动——“革命的实践”的概念，贯穿在整个《提纲》中，并且从此之后，贯穿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轨迹中。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管其观点如何不同，都异口同声：实践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新思想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用“实践”概念来颠倒唯心主义哲学，由此而吸收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内核”。那么，马克思为何要用这一概念，而不从其他途径来建立其唯物主义呢？这个问题，是理解这位伟人的关键，是识破围绕马克思的层层思想迷雾的关键，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关键。为此，我们应当讨论颠倒唯心主义、建立唯物主义在逻辑上的可能途径，然后讨论马克思为何要选择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来作为突破口，并且讨论由此而必然地得到的理论体系。 一、“颠倒”唯心主义哲学的两种途径 唯心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智慧树上“不结果的花”，对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做出了许多宝贵的探索。然而其最根本的缺陷，是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对于唯物主义来说，必须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使这朵花结出丰硕的果。那么，如何进行这种颠倒呢？逻辑上有下述两类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把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在本体论上，将其理解为本体与属性或机能的关系；二是在认识论上，将其理解为人的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关于第一个关系——精神与物质间到底谁是本体，谁是属性或机能？一直是英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如果我们认为精神是物质的机能与属性，并进一步认为联系与发展是物质的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图景。这在本质上，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世界图景。 看来，这似乎是建立唯物辩证法的最直接、最省力的途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就曾经通过这条途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他的哲学的核心，是揭示人脑活动的物质性本质，认为“思维是脑的活动，恰如步行是足的活动一样。……思维是作为主观的、内在的过程而被我们感觉到的。”所以，人脑的活动是大脑物质的机能和运动。由此而得到了这样的物质世界图景：“永恒的物质、不灭的物质，事实上或实际上不过就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① 这种“颠倒”途径，从纯自然科学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因为它从物质的自然属性上，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然而，它并不深刻。其最严重的缺点是：只是理论地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解释世界”；而不是从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中，即从“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分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决不仅仅是物质本体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两种自然关系，在现实中是溶入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中的。只有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才是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在实践之外不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不从实践关系中，而只从本体与属性、机能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上坚持唯物主义，那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尽管表面上可能是辩证的），而不能得到包括人的历史活动在内的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自然唯物主义，至多只能解释客观物质世界，而不能说明与指导人类改变世界。所以，它只是在自然观方面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用这种唯物主义来“唯物地”解释历史，只能把社会理解为自然界的物质，把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辩证法外在地套用在社会头上，人与社会被当作一部物质性的机器，而不是关于人类批判与建设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哲学。 马克思没有采取这种途径来建立他的唯物主义。这有两大基本原因：一是马克思给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位伟人，马克思建立唯物主义，其理论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进行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实践，认识其客观规律。这客观地需要他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探索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二是马克思的深厚的哲学素养。马克思看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决不可能存在于实践之外。离开对实践的科学分析，绝不可能得到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而在西方哲学中，唯有德国古典哲学，才从人类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上，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而实践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因此，实践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尤为如此——这是“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辩证法，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②。然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这种辩证法，却把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倒立”了。马克思要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必须既要继承其关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辩证法，同时“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③，找到实践中精神与物质间的正确关系。这两个原因，使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内部，抓住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来对精神与物质关系进行“再颠倒”，以建立他的“新唯物主义”。这显然是与上述“第一条途径”完全不同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