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在铺天盖地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显得“不在状态”哲学的效用和价值问题又一次成为哲学自身不得不重新反思的问题。时下哲学界关于哲学困境的各种诊断和对哲学前景的各种展望明显透露出哲学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不安。笔者认为，应当从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的层面上反思哲学的现状，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定位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多重文化精神的冲突和碰撞。这将是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复兴的契机。 §1 哲学的边缘化。人们目前正从社会价值取向、哲学工作者的地位、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对哲学人才的需求等多方面揭示哲学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这些只是表层现象。从深层次上看，中国哲学面临的最本质性问题在于：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趋向于边缘化。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边缘化不仅反映了哲学目前的处境，而且也代表了文学、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共同命运。 哲学等人文科学的边缘化这一概念包含着很深的内容。从表层看，它是指哲学等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在普遍追求实利和经济效益的社会氛围中不再是受人尊重的社会阶层，他们成为社会的受冷落者，走向了社会的边缘。而从深层次看，哲学的边缘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哲学不再拥有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各个阶层被一种统一的文化和精神所支配。具体说来，昔日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哲学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的阐释而转化为普遍的大众话语和文化，从而控制着大众的主导价值取向。在这一个文化结构中，哲学处于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我们曾出现过全民学哲学的中国特色现象。而在市场经济的建构中，上述文化控制机制和结构开始解构。今天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聚焦点不再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经济发展，它给哲学理论研究和大众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法、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哲学同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间距开始加大，政治意识形态不再直接控制哲学的论点和论域，给哲学研究以很大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大众层面的文化和话语也不再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它因而也开始从哲学的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导下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动，而不再拥有一种被哲学精英语言控制的主导性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哲学从原来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游离出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处于被冷落的境地。 §2 多重文化精神的冲突与碰撞。哲学的边缘化主要体现为哲学的精英话语在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开始失效，大众话语和大众文化价值开始从哲学的影响和控制下游离出来。这样的情形的出现，不仅与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有关，而且直接与哲学自身的状况密切相联。它表明，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哲学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又为大众文化所认同和接受的、支撑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我们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现实情况是，我们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着我们，它们相互冲突、碰撞、拒斥，而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 多重文化精神的碰撞与冲突直接导源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同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历史定位。具体说来，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并且出现了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开始受到人们的批判和责难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一巨大的时代落差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这三种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 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特殊历史定位，使其现代化进程同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态势：西方所经历过的现代化是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相结合，或以“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相结合，以人的个体化和社会的理性化为旨归的，以统一的工业文化精神支撑的强有力的历史进程；而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则表现为多重文化精神相互冲突、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拒斥的乏力的历史进程。不但普通民众对这种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而且知识精英或知识阶层也处于价值的冲突和错位之中。一种哲学倾向极力弘扬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试图通过文化启蒙和教化使中国民众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转变为自由自觉的、具有自觉的主体性的现代个体；另一种哲学倾向则以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强化而导致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为理由而拒斥工业文明精神，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企图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来构建现代社会，企盼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第三种哲学倾向同样从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立场出发，主张中国民众通过直接接受“消解主体”、“解构主体”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从而避免工业化和个体化的历史代价。 §3 哲学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复新定位。目前我们的哲学的边缘化处境对于现有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现实，但是，对于人类理性和哲学本身来讲，对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而言，并非不是一个福音。这是因为，真正的哲学总是特定文化精神的化身，总是以自觉的或自在的方式彰显特定时代主导性价值取向和文化模式；而当某一哲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消亡了，这一哲学也必须经历脱胎换骨式的嬗变，像那美丽的凤鸟投身烈火，通过自焚而获得新生。而哲学本身是不老的，它正是在文化精神和哲学形态的不断更新中获得不朽和永生。因此，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必须从原有的文化精神和旧有的哲学形态中获得双重解放，从而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而走向复兴。为了这一宗旨，我们必须使哲学在目前多重文化精神的冲突和碰撞中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