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同志未尽天年而遽然长逝，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三月初，在北海突闻冯契同志遽逝的噩耗，野祭怆怀，曾给华东师大传去一唁电： “惊闻冯契同志翛然弃世，震悼不已！ 冯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耿介不阿，立德立言，有为有守。佩纫秋兰，襟怀霁月，传道育人，教泽广远。他长期瘁力于学术耕耘，辨章新旧，融贯中西；而智慧探索，更独辟蹊径，妙启玄门。晚年会心之作《智慧》三书，自成体系，巍然卓立，实神州慧命之绵延，当代学林之楷模。惜书尚未刊，而哲人其萎，玄圃星沉，曷胜悲惋！谨此致唁，并祈代致候冯师母及家属，伏望节哀保重是祷！”旋返汉皋，再次捧读不久前为庆祝冯契同志八十诞辰而新出的论文集《智慧的探索》一书，许多文章，以往曾断续读过，一些思路，曾当面听他娓娓谈过。捧读中，边体会边回忆，浮想联翩，冯契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可是，一些读后的感发和疑点，已无法再向他问难请教了。 一 去年三月，我因赴东南大学一会过沪，住华东师大，特去看望冯契同志和师母，一见面，他就高兴地送我新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一篇关于“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文章，并郑重表示，这是专为纪念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而写的，其中凭记忆演述了金先生40年代在昆明的一次讲演和一篇题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的重要论文。由于金先生论文已佚，故只能靠记忆和参照金先生已发表的其他著作写成此文，简要论述了金先生关于哲学领域“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深刻思想和他对金先生思想的发挥；他又说，这是他接着金先生思路，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着的哲学理论问题，并因而简述了他正整理定稿的三部书稿（即《智慧说三篇》）的书名和大体结构。当晚，我认真读了这篇理邃情真的文章，深受启发，并使我略窥冯契同志多次谈到的他关于知识向智慧发展的认识辩证法以及重新诠释“转识成智”的用心和理论上建构的系统性，因而感到一种“闻风坐相悦”的衷心高兴。次日，冯契同志来招待所，我向他表示了心中激起的这种“法喜”，他也莞尔一笑；接着苏渊雷老先生、王元化、邓伟志同志和师大哲学系几位师友同来招待所一聚。当日饮谈甚欢。我在纪行诗中遂有“三年华盖终无悔，此日清歌有解人。海上欢呼蜃雾散，东南淑气正氤氲”之句。但却未想到，此次沪上行，竟是与冯契同志最后的一次握晤。 去年冬，冯契同志八十诞辰，闻华东师大及沪上师友相知将集会庆祝，我曾寄去颂诗一首，略表微忱： “劫后沉吟一笑通， 探珠蓄艾此心同。 圆圈逻辑灵台史， 霁月襟怀长者风。 慧境含弘真、善、美， 神思融贯印、西、中。 芳林争羡楩柟秀， 愿鼓幽兰祝寿翁。” 并附一《后记》： “60年代与冯契同志初识于北京；旋经浩劫，华盖略同。80年代，幸得重逢，多次握晤于学术讨论会中，探珠有志，蓄艾多情，目击道存，率多心契。每向他请教学术疑难问题，都得到言简意赅的深刻启示；他每有论著，辄先惠寄，俾得早读。教泽学风，濡染良深。至于他的会心新作，融会中、西、印思想之菁华，证成真、善、美统一之理想，胜义时闻，仰慕久矣。近年几次被召赴沪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亲见冯门学脉，英才辈出，桃李芬芳，楩柟挺秀，令人感奋。欣值冯契同志八十华诞，汉皋飞觥，衷心遥祝。《幽兰操》，古琴曲，颂君子之德也。甲戌初冬，祝于汉皋。” 颂诗及后记中，试图对冯契同志的为人治学风范表示个人敬慕之情，力求对他的丰美学术成就作出诗意的概括，如“慧境含弘……，神思融贯……”等，虽颇费沉吟，实际辞难达意。因为我还停留在耳食肤受的知性理解，未能达到深入慧境的思辨综合和切身体证。后来，收到华东师大同志寄来《智慧的探索》一书，曾先选读了最后一篇未发表过的《智慧说三篇·导论》，自己似乎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急向周围同志推荐此文；直到最近，在对冯契同志的深切悼念中，重新细读全书，并回溯以往读《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时的许多感受，才似乎憬然有悟，才觉识到他有关哲学史的大量论著，仅是他从事哲学智慧创作的某种准备——知识积累与历史铺垫的准备，而他晚年琢磨出的《智慧》三书，乃是作为思想家个人独创的会心之作，以其哲学视野的深广程度和反映时代脉搏的真切程度，可以历史地说，这样的哲学智慧创作乃是神州慧命的延续。正如冯契同志自述的，他从王国维、金岳霖的心中发现了“可爱与可信”的哲学矛盾，他把这种矛盾诠释为正是近代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论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代西方科学与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反映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也正是这两种时代思潮的冲突。他自觉到，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正确发扬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进而会通中西，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和智慧的关系，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以及“可信与可爱”的矛盾等，就能反映时代精神而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他努力这样做了，并取得某种成功。可以说，他的《智慧说三篇》，作为神州慧命之绵延，实现了哲理境界上一个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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