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冯契教授不仅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当代哲学家。为了解决20世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哲学问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冲突，他将探索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亦即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关系确定为自己的哲学任务，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立足于会通中西，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前进道路，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解决有关逻辑与方法论、自由学说与价值论两方面的理论，从而在智慧学说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上，将金岳霖先生“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知识论原理从静态分析进到动态考察，提出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转识成智，并引申为“理论转化为方法”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理论转化为德性”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形成《智慧说三篇》，为解决科学与人生的矛盾，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以新的哲理境界和理论高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这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将占据重要一页。 本文是冯契教授对形成自己体系的时代背景、学术源流、思路历程及体系构成的全面概述，曾收入作者的文集《智慧的探索》。编者曾征求过作者生前的意见，现将全文刊发于本刊，向学术界推荐。 我把正在整理的三本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在“导论”中，想扼要说明一下：这三篇著作要回答什么问题，我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探索过程，它们的主旨及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一、时代的问题 1.“古今、中西”之争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进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5年进大学时碰上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思索。年青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一问题，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当然，“古今、中西”之争所反映的时代中心问题是发展的：1949年前，主要是革命的问题，1949年后主要是建设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 在不同的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各有其特殊性。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这样就使得在中国近代，历史观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古今、中西”之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也特别突出。而与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相联系着，逻辑和方法论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问题，也成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使近代中国人面临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哲学探讨也突出地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之中。简言之，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哲学家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有与自己的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又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不过，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表现为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所说的“龙挛虎跛、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韩愈说“不平则鸣”。社会之不平、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借助语言文字形象地把这种“不平”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若言之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而无病呻吟，那不可能是好文章。同样，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