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学术界一些论著论述毛泽东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所存在的简单化倾向，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毛泽东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有关论述，认为总体上他不仅没有摈弃这一规律，而且对它作了不少深刻的阐发和生动的运用，指出他有三个方面的独特贡献。文章对用“肯定否定规律”代替“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述的合理性和缺陷进行了具体分析，不赞成对这一表述作过高的评价。 关键词 毛泽东 否定之否定规律 毛泽东如何看待否定之否定规律，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有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摒弃，毛泽东没有纠正这一偏颇。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在60年代以前3次提到过否定之否定，但到了晚年则用“肯定否定规律”代替之，甚至明确提出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我们觉得上述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总的来说，都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一 根据已经发表和确知的文献，说毛泽东在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是难以成立的；说毛泽东只提到3次，也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我们初步统计，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讲义、谈话和批注中，提到并且是用肯定语气谈到“否定之否定”的地方不少于10次之多。下面择要列出若干论断： (1)1937年毛泽东写作并油印发行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中写道：“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上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2)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① (3)在上述同一本书中还有一段批注，谈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的本质的理解②。 (4)1939年5月以后，在读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时，毛泽东有一段批语：“每一过程对一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③ (5)1958年8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到文艺复兴，这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 (6)1962年8月，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说到三个规律的关系时，有这样一句话：“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④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不同意把它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并列。 (7)1965年，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上亲笔写下一段较长的批语⑤。这段文字同样是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重申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但既没有否定，也不是完全不讲否定之否定规律。 此外，毛泽东还多次批评斯大林不讲否定之否定。例如，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曾说过，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不讲否定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也会被否定。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作更多的、更详细的引证。仅就以上史实，我们认为可以说明毛泽东从30年代到60年代，思考和探索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问题，也足以说明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或者说只提到3次，以及所谓没有纠正斯大林的偏颇，是不能成立的。 二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有某些提法和看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引起争论，但从总体来看，他不仅没有摈弃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对这一规律作了不少深刻的阐发和具体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他独特的贡献。 （一）毛泽东把肯定和否定的辩证关系看作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重要内容，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理解 恩格斯在阐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涉及到辩证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对立，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⑥列宁说：“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的否定。”⑦毛泽东阐发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写道：“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⑧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用中国化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辩证的否定观，不主张绝对否定，指明否定与肯定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否定是发展的环节和发展的表现，又是联系的环节。 毛泽东更多地把辩证的否定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生动运用于社会历史和革命实践中，例如，他在分析党的历史上的领导路线和一些政策策略的得失时，曾深刻地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是和我们一致的。”⑨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⑩他用革命者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教育全党干部要有分析的头脑，养成分析的习惯，克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使人倍感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