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经历了很不寻常的历程，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人类文明进入了多元化时期。有人预言，未来世界将是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三足鼎立”和互相冲突的时代。（享廷顿《文明的冲突》）这一看法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决不像某些思想史家所说的那样，已经永远成为过去，进入历史的陈列馆。它不仅在东方世界发挥作用，而且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这不是什么“基础主义”或“无穷后退”，也不是过分抬高哲学的地位，而是文明发展的事实，表明了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人们都承认，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它涉及到各个层面。在当今科技和工具理性支配一切的时代，这个问题便显得更加重要了。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不过是一种“政治伦理”，它只能为某种专制制度或权威主义提供一种理论支持。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这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这当然不能说成是完全虚假的意识形态，它在儒家哲学中也能找到某种支持。三纲主义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意识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对此，我们不必为之辩护，倒是需要运用批判理性作出解释。 但是，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不是仅限于这样的“政治伦理”，或者甚至概括为伦理主义，道德主义呢？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对中国哲学进行深层了解。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就是说，它本身不仅是有机的整体，而且就其功能、作用而言，也是难以划分清楚的。尽管如此，就其价值而言，是有不同层次之分的。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的。 就现实层面而言，儒家哲学有一种肯定现实的倾向或趋向，道家哲学有一种否定现实或批判现实的倾向或趋向。但所谓肯定或否定，并不等于对现实存在的前提进行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对现实存在进行无条件地肯定或否定。这里包含着某种理想主义的主张和批判精神。正如孔子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所说，“政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这个“归于正”的“正”，就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即所谓“德政”。“德政”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在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现代社会，显然不合时宜，如果硬要推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和虚伪。但是，这种学说提出了一种理想价值，这就是为政者必须有德，以诚实与信誉对待百姓，爱护百姓，“使民如承大祭”，敬而慎之。如果在法治社会，如果执行者无德，或者只有冷酷无情的法律而无德性与良知，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同市场竞争是相一致的，也能够抑制特权。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法律同良心的冲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好这类问题，岂不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福音”。儒家哲学留下了很多难题，它一方面提倡理想和谐的社会政治，另一方面却缺乏必要的社会建构学说，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只靠个人的德性、良知去实现理想和谐的社会，这在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固然有其一定的根据，而在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则是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理想追求是毫无意义的。它能不能为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难道就不需要另一种理性吗？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呢？ 至于道家的批判哲学，也不是完全消极的批判，其中包含积极的因素，比如它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具有一种深刻的人性根据。如果我们不是浮浅地理解“无为而治”，那么它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实行“无为而治”，那当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但是，一个强大帝国的繁荣和兴盛，正是从那时奠定了基础。至今人们谈起历史，仍对那段时期充满了憧憬。这不是“怀古”，而是体现了某种学说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无为而治”有丰富的内含和意蕴，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其不同作用。之所以有生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能顺应人的自然之性。这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无序化”，而是一种更有人情味的有序化，可以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各展其业，各安其乐。在现代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如果赋予这种“无为而治”以新的时代内容，那么，它不仅不会抑制社会的发展，而且会使竞争更加合理化、人性化。 此外，就社会层面而言，儒家哲学要求一种广泛的伦理秩序，其基本出发点便是家族伦理或家庭伦理。这种伦理是情感型的，不是理智型的，其特点是维系人们之间的亲情般的和睦相处，同时也伴随着家长式的等级制与服从。（谈到对权威的服从，正如弗洛姆所说既有理性的权威，又有非理性的权威，儒家对此没有作出具体分析。从儒家的主要著作看，它是主张理性权威的。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就前者而言，它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某种作用——至少在中国和东方是如此。家庭结构变化了，但这种伦理精神可能在企业中存在并发挥作用，或者渗透到现代企业，或者以家庭企业的形式出现。它具有一种凝聚力，亲和力，但这决不能是封闭的，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不断吸收新的精神，才能有所发展。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有人说，日本和东亚小龙靠这样的儒家伦理发展了社会经济，故有所谓“儒家工业化”之说。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如果没有新的精神，只靠儒家伦理是决不能发展现代工业的。而儒家伦理中的等级家长制，从长远观点看，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为它限制了个人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 我认为，中国哲学对现代文明可能具有的最大价值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具体地说，在人生选择和生命意义方面。 我相信，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具有时代特征；但是我也相信，任何哲学，都提出并回答了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并不相同，因而具有民族特征，但正是这些不同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如果要讲民族性的话，那么，它是民族的哲学，而不是民族的哲学。这样说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会有变化，但哲学作为该民族生活经验的结晶和智慧，必有永久性普遍性的价值。二是任何民族的哲学，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在当今的世界，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已不可避免，冲突不可避免，融合也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吸收和融合，而不是谁消灭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