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发展又是主题的主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或者是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客观主义理解，或者诉诸对人类文化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观理解，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解释也仅仅囿于此。这样一来，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并没有被注意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相对论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上述社会发展问题，而且还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预测、决策、程序化运作、反馈、延迟和过程控制的一系列操作化方法。 发展的实践对发展的理论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发展理论去解释、论证、预测、指导社会实践。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理论只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解释上，由于解释和理解上的不同，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一般而言，这种理解和解释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列宁所言的“客观主义”倾向，即放大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将马克思所言的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五个社会形态的思想绝对化。勿庸置疑，如果经典作家的思想中没有这些成份，那么无论是其思想的捍卫者还是敌人都难于强加。事实上，早期经典作家不仅承认了五个形态“依次经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还缘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建成，并具体指明了这些国家，即英法德美四国；不仅如此，他们还否认了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按照这一思路，俄国民粹派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不应批判的。但是，列宁不仅批判了俄国民粹派认为俄国必然先经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且，从实践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由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建成（农奴制—→社会主义制），特别是指出了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于是，问题就转到了另一面，即如列宁所言的，任何民族都要走向共产主义，但是道路决不相同。于是，也就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晚年主题转变的探讨和争论，也就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晚年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热，也就有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主体选择论热，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发展之路和“超越卡夫丁峡谷”论断的衍伸和放大（当然也就难免有极端化）。 这两种倾向在我国理论界都曾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前者甚至构成了资本主义补课说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后者甚至在今天都颇有市场。 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全球最为突出的问题（主题中的主题），特别是广大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更为令人注目。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形态理论或“跨越论”是不够的。前者过于倚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的累积，后者则过于突出民族性、特殊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核心部分却被大大忽略和削弱了。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理论。这种忽略和削弱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在某校硕士生的试卷中发现，许多学生竟不能解释“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句名言；二是实践操作，现有的诸多发展模式，要么是形态学意义的，要么是文化冲突与同化意义上的，要么是对世界的历史的一般理解意义上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对世界历史只做字面上的理解（更不用说连这方面都做得很不够），世界历史的理论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发展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理论的重要体现。 一、社会相对论与社会发展一般——涵盖与衍伸 广义的讲，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有其广泛的解释，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对理论、社会形态的相对理论以及相对社会有机论、创造了缺乏形成整体的相对系统历史观。但是，狭义的社会相对论正如狭义的自然相对论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与狭义自然相对论相类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原理实际上将狭义社会相对论的理论表达了出来。这可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正如狭义相对论揭示的，在接近光速下时间会表现为“钟慢效应”，空间会表现为“尺缩效应”。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证明，社会在从人类史到世界史的发展中经过某一历史阶段的时间会变得更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资本主义在其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比此前时期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总和都大得多，也即对于同样的文明成果的获得，后者所花费的时间（快速状态）远比前者少得多。当然，今天的社会发展的时间同这种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花费的时间相比更具有“钟慢效应”。另一方面，自然界在高速状态下的“尺缩效应”在社会从人类史步入世界史后也发生了。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由于世界历史下人们之间交往的发展，劳动的国际分工的建立、世界市场的运作大大缩小了社会发展的空间状态，使得地理环境才有了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从今天的角度看，由于交通、通讯、宇航、卫星电视的发展，不仅地球被冠以“地球村”的称呼，而且地球同其它星系的空间距离也大大“缩短”了。②狭义相对论的“同时性”原理也有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意义。由于世界历史的原因，各种封闭的孤立的社会发展有可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东方发展之路和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历史地看，东方诸国从俄罗斯到中国都发生了“后资本主义的超前跳跃”。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全国解放后没有多长时间，由于过去历史的封闭导致的诸种社会形态的差异就被解决了，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是从原始部落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如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也就是说，在前世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独自封闭地走过社会发展的诸形态，这种发展遵从历史决定论，必须要历经生产力水平的各阶段，这只有通过累积才能实现。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因素仍具有决定意义，只不过生产力水平除了具有累积的性质外，更具有“同时性”的意义。虽然有专利制的保护，但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市场化传播。由于市场化传播的作用，生产力不仅具有一国一地区特定的从上代承继下来的性质，而且具有世界性平移的性质，社会发展的奇迹和“暴发”现象由此产生。这样看来，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面临着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和发达国家有着同时代共同的发展背景、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和机遇，且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它们的已有成果，少走弯路。③与广义相对论引力场理论相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相对论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条件。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理论指出，引力场可以归之于一种相对加速，一切引力运动在时空中都走最短的路。在社会发展中，正是高科技和信息化的“倍增器”（江泽民语）的作用，世界历史才具有了广义相对论的“加速”性质，使社会发展有可能走“最快”因而也是“最短”的路径。经济学的“乘法原理”及其“自乘”也主要缘于此。④与自然相对论类似，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强调了社会的发展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弱化了内因和存在的生产力积淀、传统文化的积淀，而将过程中的背景因素的扰动、随机性和放大（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放大）突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