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冷遇”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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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德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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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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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人对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大声疾呼,或感慨系之,我对此一方面有某种同感;另一方面又有某种担心。

       所谓有某种同感,是说目前对哲学普遍不重视,的确令人担忧。不要哲学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和民族),不仅不可能站到世界的前列去,甚至难以长治久安。所谓有某种担心,就是在种种大声疾呼中,还反映出对哲学“指挥一切”、“君临一切”的留恋。其实,以往那种哲学“指挥一切”、“君临一切”不是正常的状态,是“发烧”的状态。今天哲学的冷遇恰恰便是“发烧”后所表现出的虚弱。要想克服今天哲学面临的不景气状况,便不能再梦想哲学去“指挥一切”、“君临一切”,而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为哲学指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历史是我们最好的教师。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所以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是很高的。这是好事。但是对好事缺乏充分的自觉,便有可能变成坏事。事实上,当时的确也产生了某种盲目性:既然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很高,那么它大约就是绝对真理了;甚至认为,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现成答案。同时又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那么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问题,便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别的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便不能学与不敢学了。显然,这种状况,不仅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威信的提高,而且有损于它崇高的威信。

       50年代中期,中央虽然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根本实现不了。按照当时的说法,所谓“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所谓“争鸣”,是树立一些反面教员。这样简单地来理解“百家争鸣”显然是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等同了解的必然结果。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不必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把这种“逻辑”推到了极端。5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思潮日甚一日,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越来越频繁与激烈。哲学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哲学真正达到了“指挥一切”、“君临一切”的高度。哲学畸形地繁荣。它作为诸学科中一个专业的形象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了;代之而鲜明起来的是这种印象:哲学似乎是政治理论的代名词。

       在哲学畸形的繁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当普及了,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工农大众中,都能背诵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是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因为,这些常识是教条主义地灌输给他们的。例如,常常把一些有条件的判断,当作无条件的口号到处乱用。为了强调大跃进,有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似乎主观能动性能超越一切客观规律的制约;为了强调革命性,有所谓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似乎“革命者”不是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为了强调阶级观点,有所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似乎讲辩证法便只能讲斗争,不能讲统一与同一。……这时,哲学几乎成了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但是,包医百病万应灵药,一定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只能是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不适用的空话。这样来“抬高”哲学,哲学的威信能高得了吗?哲学的形象能光彩得了吗?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可说是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最好典型了。正是这场讨论,为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澄清了大是大非上的一系列混乱。哲学既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它的威信应该提高了,它的形象应该光彩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转变,相反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哲学的境遇却越来越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到此为止,人们仍然仅仅是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哲学的理论及其社会功能的。如果仅仅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哲学的理论及其社会功能,那么哲学难免要走上庸俗化、贫乏化和教条化的道路。

       哲学肯定要为现实服务,但是不能仅仅从功利的意义上去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要为现实服务的,但是,不同的理论服务的方式却是不同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功利的,也有理想性的等等。哲学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同时又要为建设这种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服务。即使功利一点来观察问题,起码也应该说,哲学要为人们指出一条如何由现实出发,实现更高理想的道路。所以,历史上常常把实践性的科学叫“形而下的学问”,把哲学叫作“形而上的学问”。这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不仅要追求眼前的功利,更要追求超功利的理想。否则为什么人们在吃好、穿好的同时,还要看演出、听音乐、外出旅游呢!而且,只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一方面的要求也就会越高。谁都知道,其他的动物是绝对不会有这类要求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存在方式与之不同。一般动物的生存与发展,是直接依赖于外部自然环境的。外部自然界有相应的条件,它便能存在和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它便只能死亡和灭种。所以,食肉动物只追求肉,食草动物只追求草,……。总之,一般的动物是非常“功利”的。对它当下的存在无关的,它是决不会去追求的。但人则不同。他的存在和发展不是直接依赖于外部自然界,更多地是依赖于他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什么叫改造?就是要超越(否定)已有的现状,去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这就是要追求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性上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而且正是在这种改造活动中,人获得了一种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本领,即思维的能力。人的思想能力既是从这种改造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又成了这种改造活动的新的推动力。即有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等等。这样,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便与其他动物的存在及其活动有了明显的质的区别。其他动物的存在及其活动是盲目的本能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是有目的的自觉的。他懂得为什么要这么干,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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