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今天搞哲学，特别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理论研究和哲学理论创造，“自我理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前提，没有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理解，就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尤其在哲学理论内部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处境都颇有“危机”之感的时候，哲学的自我理解就显得更为急迫。为此，“国际场有研究会吉林大学秘书处／联系、研究中心”召集了吉林大学部分中青年教师就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进行了座谈，以下是发言纪要。 孙正聿 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 我想从两个重要命题出发来简要地讨论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其一，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其二，哲学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这两个命题表明：哲学的自我批判，从其思想内容上看，就是对其理论地把握到的时代的批判；哲学在自我批判中所实现的发展，就是以新的理论形态表达新的时代内涵。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追问：“当代”哲学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其时代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作为“后神学文化”的近代以来的哲学，其根本的时代内涵是消解人在超历史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这就是所谓“人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的结果，是用对非神圣形象（哲学、科学、理性等）的崇拜去代替对神圣形象（上帝）的崇拜，因而仍然是企图以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来解释和规范人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当代哲学及其对近代以来的哲学的自我批判，我们就能够捕捉到当代哲学的两个根本点：其一，它的批判对象是种种“非”神圣形象，诸如“现代哲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等；其二，它的自我期待是消解规范人的存在的一切“超”历史的存在。把这两点合在一起，可以作出一个基本概括：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就是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这些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所激烈进行的反基础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种种哲学自我批判，在我看来，似乎都可以用“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概括之。这种“消解”的意义是明显的，它在哲学层面上挺立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消解”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它蔑视和侮辱了人类存在的崇高感和终极关怀。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学理上的矛盾及其所表达的时代的难题，可以引发出对当代哲学的深层次的自我理解：崇高和终极关怀的当代辩证重建。 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必然触及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还是两句话：其一，不能评价过低；其二，不能期待过高。有人论证当代中国哲学界的贫困：招生难、分配难、研究不出成果、人们不搭理、书卖不出去……总的意思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是太贫困了，贫困到什么程度呢？——贫困到只好不搞了。对比两个情况：一是“文革后”与“文革前”。所谓“当代哲学贫困”的说法其实在于他悬设了一个前提，即“文革前”的“哲学繁荣”。但那时的“繁荣”是虚假繁荣，因此这是一个虚假前提。二是“当代”与“解放前”。有人或许会说现在不如“解放前”，其实30～40年代的情况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繁荣”，尽管当时出了“熊冯金贺”等大家，但当时究竟有几个人搞哲学？哲学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力又有多大？由此两方面的比较可见当代中国哲学的进步是不可低估的，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问题意识的增强和哲学研究的多元化。但是，从横向进行比较，仅就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显示出巨大的差距。最近哲学界发表了许多反省和探索中国哲学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文章，与西方哲学家“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的否定性思考相反，在指向性上，大多数人都仍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性的、规范性的、基础性的从而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东西，这个反差首先警告我们不能对当代中国哲学期待过高，同时，更深刻的提示却是：当代哲学的理解是否就按照当代西方的理解去理解？或者说，我们想这么理解，是否就达到了和他们一样的理解？ 孙利天 哲学的多样化和同一性的寻求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和学科结构的确立，哲学日益学院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哲学也就日益疏远了它的生活世界之根。在更加精巧和技术化的形式中各种哲学派别相互分离、彼此隔绝，以致“不仅一个哲学家无法理解另一个哲学家的陈述和论证，而且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哲学”在当代文化中已是一个含义极多、难以辨认的“神秘”的名称。与实证科学的分化和专门化不同，哲学无法获得经验的效准和实际应用的证明，哲学的多样化或许深化了某些哲学思考，但总的说却是模糊了哲学本己的事情，导致了对哲学自身意义的遗忘。庄子说“百家往而不返”，当代哲学如果一味驰骋旁骛，极尽巧智，而不返本归原，终将在智慧的卖弄中而消散。所以，哲学家们呼吁“面向事情本身”、“转向生活世界”，重新寻求普遍的理性精神和人类“团结的一致性”、同一性。现代和当代哲学的多样性及其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僵死同一性的拆解和批判，并非就是哲学的迷误，它给未来哲学研究以很多教益。无论是从意识机能和意识原理寻求人类世界经验的统一性，还是从语言和理解寻求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或是从生活世界和实践样式寻求某种功能的统一性，现有的哲学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哲学关于世界和人类统一性、同一性的断言，都是某个哲学家自己的理性信念和逻辑论证，它不再有绝对真理的专断的权威；哲学同一性的证明不具有实证科学的证实或证伪手段，因而也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硬性规范，哲学仍是人类同一性、团结的一致性的基本规范，却是诉诸它的教化力量的软规范，由此达成的人类团结是有机的团结，而不是凭借暴力的机械团结；哲学寻求的同一性总是差异中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同一、本体或超验的存在不能自身存在，道不离器，道不远人，脱离经验杂多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形上构造，是纯粹的光明，因而是纯粹的黑暗，洞察、照亮、澄明是经验和超验、形上与形下的交融。充分自觉到当代哲学的偏失和教训，理解哲学，返归哲学的根本，不倦地寻求和交流使生活和世界得以可能的同一性，并以自由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置身于其中，这也许应是哲学的未来。 王天成 后认识本体论何以可能 能否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在于一种终极的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有关这个终极关怀和阿基米德点能否认识的问题，是自古代至现代哲学所围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能够被清楚地认识或规定的对象，抑或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意志的倾向以及生活上的承诺？被称为独断本体论的学说，包括柏拉图理念论、神学本体论以及近代形而上学，承认通过认知可以建立以这种阿基米德点为基础的本体论概念体系。康德则通过对认知能力的批判考察这种概念体系的不可能性。阿基米德点脱离了其概念体系，在认识上便成了一种不可攻克的界限。但康德认为，它作为认识的终点却是意志的起点，它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以可能的公设。这样，康德把终极关怀变成了实践理性的基础而从认知中排除出去了。现代哲学是从不同方面消解有关这个终极关怀的认知概念体系。柏格森以直觉反概念，逻辑主义的语言的澄清和治疗，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及本质直观，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以及解释学的历史主义、罗蒂等人的实用主义等，均在不同方面将这个阿基米德点归位于一种关怀和体悟。以前的人误以它为基础建立理性本体论，这是一种理性的误用。现代哲学在于消解误用中的理性的大厦。那么，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究竟在不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内，以前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症结何在？这有两个可能：一是人们对认知作了狭义的理解，以及把整个理性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理性归结为了分析的知性；二是此本体本来不可触及。这个问题的解决将预示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