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交往，就其普遍形式而言正在于自觉寻求和建立某种主客体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包含了人对事实的把握、价值的理解和意义的判定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因此，人的主体性也就在于他能用理论知识的形式去选择和构建主客体之间的事实、价值和意义等三重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过程中，我们都无法回避事实贫困、价值贫困和意义贫困这三重难题。归根结底，这三重贫困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而方法论的贫困则又来源于客观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简言之，方法论的贫困就是主体选择的事实基础同价值立场之间的特殊矛盾，在意义判断上的表现。这是理性在把握一切认识对象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其常见表现是，在本体论方面，因不能否认终极意义的存在而接受了绝对主义方法和预设主义立场的合理性；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因无法否认思维的非至上性而容纳了相对主义方法和实用主义立场的有效性；表现在历史观方面，因难以确认历史的客观面貌而认同了现实主义方法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辩证主义作为扬弃对立双方的第三条道路，似乎又给主体选择带来了无限生机。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辩证主义方法在否定了理性万能的神话之后，却又无法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重建理性的权威，反而进一步引起和加重了笛卡尔式的焦虑，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是否存在着预先给予的、对每个理性存在都是无条件地有效的东西？如果有，它是什么，它可以在事实、价值和意义的论域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吗？追溯哲学思想史，可见从柏拉图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没有获得达成一致的哲学基础。由此看来，我们的思想出路是否就在于方法论上的妥协呢？由于我们的理性要同时追求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既是一种将理性本体化的艰难要求，又是一种理性能力与认识对象之间的无穷误区，因而我们总是要陷入方法论的贫困。即使不用再重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后人的深刻警示，单就人类哲学思想主题的变迁来说，我们也有必要反省这一问题。因为，从古代的自然本体论到近代的实验认识论，再到现代的语言存在论，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趋势就是主体化进程更加明显了，这意味着对客观世界的追问已开始被人对自身存在的关怀逐渐代替了，价值与意义问题已经超出了对事实的经验分析而成为主体选择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我们自然要发问，是否存在着在方法论上自我拯救的绝对可能性呢？也许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贫困或必然导致贫困，但因其能够引发更深切的怀疑与反思，思想解放或更新才有了深厚的认识基础与动力。 现代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在建构认识对象的进程中同时也建构着作为认识主体的自身，因此，主体选择的立足点已从追求客体面貌的反映论上升为依据主客体相互关系的选择论。显然，这种变化不仅向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原则要求，而且也要求我们认识方法论贫困的主体性根源。自休谟始，如何实现主体在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统一，并从人的对象性选择活动中来把握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就已成为主体性问题当中的方法论悬案。对此，现代人本主义大都采取了绝对主义立场，而科学主义则采取了相对主义态度。虽然，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扬弃了前两者的理论极端，但它自身也并非摆脱上述矛盾的最后方式。相反，它倒是进一步发现贫困的方式与手段。迄今，处理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基本方法不过是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与辩证主义三种。虽然它们相互对立和相互作用，但毕竟已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致思取向。受其影响，主体选择的方法论亦日益贫困化，这就是主体自身难以再产生出新的否定能力与方式去超越上述三种方法的对峙（如果说意识到贫困就已是一种超越，那么这毕竟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简言之，方法论的贫困又在于主体自身已无法在新的层次上去实现对既成致思方式的超越，尤其是在认定或假设存在着唯一正确选择方法论的境遇中，这种贫困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难以被觉察到的。在今天，促使我们反省这一困境的直接动因恰恰又来自于辩证主义本身，即否定性思维方法。不过，这种否定性思维不再是简单地因袭正反合三题的推演，而是建立在辩证主义应当自我否定的理论要求之上的。因为这种否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辩证主义逻辑内在完备性的体现。所以，对任何一种方法论的绝对崇拜，必然会在某种人为的排斥状态中加剧事实、价值和意义的三重贫困。 作为理论形态的辩证法，既有其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来源，又有其主观认识意义上的依据。当我们重点不在于探索前者时，并且又仅局限于说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主义如何产生认识效用时，那么辩证法在根本上就是因为主体有选择的自由才存在的。当着我们要追溯方法的形而上背景时，便会发现一个最大的事实贫困，即本体论的贫困，本体究竟是一种纯粹的客观事实，还是一种特殊的心理事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任何本体的预设或约定都首先表现为对某种方法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主体存在方式却又在预设的本体之中。于是，一个两难问题出现了：本体的客观存在，是认识发生的先决条件，但本体论的存在却已经是一种认识了，不依赖于人的本体世界恰恰要由认识来提供。于是，不再有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只有世界对人来说是什么的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合二为一了。然而，困难恰恰在于，理性既要在现象与本质的层次上去把握本体的规律，又要在观念与本体的关系上去把握本体的存在，但这时本体的存在只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出现的，由此而得到的认识既与存在的本性相关，又与认识的本性有染。所以，用认识的本性去代替存在的本性，就会成为不自觉的误区。在这一误区中，由还原性和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本体论对立，不仅导致本体论自身的困惑随方法论的对峙而日益明显，而且还使本体论的约定方法日益充满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格调。例如，科学实在论认为，不能预先假设存在着某种特征的客观世界，我们关于世界的独立存在的信念，是以我们对于任何具体信念总是可以怀疑这样的认识为基础的。因此，科学是可能表达客观世界的，但不保证这种表达是必然正确的。确实，现代科学哲学已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主体的背景知识和信念，不仅决定着科学理论的构造，而且也决定着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在认识中，纯粹客观与中立的事实已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已被动摇。普特南认为，科学理论一方面要对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另一方面又是根据人们自己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对经验世界的建构。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接受性标准，这就可能产生多种科学理论。据此而言，任何科学理论只要能对经验事实提供逻辑上自洽的说明和解释，这种科学理论就是一种能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的真理或近似真理，不管这些理论依赖何种形而上学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