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哲学工作陷入困境，已是不争之论。大学的哲学专业招生分配困难，哲学工作者地位日下，研究经费紧张，成果难出，人才流失，这一切都表明哲学研究的确面临危机。不过，这只是一些外部现象。我认为，哲学危机的实质并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哲学研究不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富有活力的内容和现代水平来回应现时代的复杂问题，从而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可以把导致当前我国哲学陷入危机的因素分成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这就是外部因素与哲学自身的因素，这两者的方枘圆凿与巨大反差，使得哲学陷入尴尬境地。 哲学危机的外部原因 外部因素，概括来说，主要是体制上的根本转轨、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趋势。 一 体制的根本转轨 哲学曾经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掀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诱发了中国社会的大改革。这场改革以不可逆转的趋势终于触及体制上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上的根本转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它意味着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社会含义是丰富而深刻的。对于哲学、哲学研究与哲学工作者来说，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 其一，计划体制支撑下的哲学工作的“繁荣”局面必然萧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社会活动中的各个单位、行业以及个人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哲学与企业一样，在人员、机构、经费、成果等各个方面都由计划支撑。大学哲学系的招生、分配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社科院的哲学研究部门也没有任何危机感。加上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我国的哲学界一时处于繁荣状态。毫无疑问，凭借着计划的支撑，哲学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繁荣的虚假性也不容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导致哲学从业人员、研究经费等等的锐减。由于哲学的特殊性，不能象其他行业那样与商品、市场直接挂靠，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这就必然引起哲学工作者的失落心态：不安、恐慌、手足无措，在商海中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位置。 其二，从中心走向边缘。由于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原因，哲学、历史、文学等等一直处于社会的主流，从事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特别是由于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在革命时期便显得极为重要。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政治主题并未及时更换，社会的兴奋点依然是阶级斗争与革命。由于这种革命并没有切实的社会内容，于是便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文化革命，久而久之社会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情结。哲学以及文学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与现实的催化作用，不时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前导，从而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甚至出现了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奇特景观。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人文知识分子及哲学、文学的主流中坚地位的现实基础，并迅速地使之边缘化，即使他们走向文化的边缘，主流地位则不得不让给商业、政治、科技、经济管理等另一部分“脑力劳动”阶层。对这种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改变，报刊上出现了不少知识分子嗟微叹卑的文字，反映了对过去显赫社会影响的依恋，以及由此而来的失落感。 其三，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运行规则开始解体，这种社会变迁已经导致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举其要者，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人们不再信奉那种义利对立的抽象的道德目标，无论在社会心理氛围、理论意识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合理的逐利行为得到肯定；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过去那种为了道德化的公平而牺牲效率的社会模式被扭转过来，效率优先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抽象的群体主体为真实的利益个体主体所取代；在“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根本上结束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无谓的抽象争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价值主导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以实践的方式得到肯定的，而哲学则在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显得呆滞僵化，哲学的遭受冷落正是自身落后于实践的必然结果。 二 科技的迅速发展 五十、六十年代以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新兴学科群不断涌现，其中尤以电子信息技术被人们公认为新科技革命的先导、火车头或者核心，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哲学问题的现实基础。 其一，“知识大全”式的哲学体系能否成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得到长足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有可能构筑自然、社会、精神三大领域的普遍性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科学认识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面前，原有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科技的迅猛发展表明其自身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从而消解了哲学追问世界普遍规律之类的问题。信息时代知识的急剧膨胀，使人类知识按指数增长，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性科学大量涌现，人类知识加速度增殖，使人们必须改变以往驾驭知识的方式，必须把普遍性的重复接受，转换为分工协作和化整为零的互补整合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全能型的学者日益成为不可能，知识整合不可能再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 其二，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融合一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手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正确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所谓全球性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科技发展是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理性又被称之为工具理性，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74年英文版，P.3）技术理性在有效地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人际交往技术理性化了，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现象导致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失落。为了生存，并且为了在物质上活得更好，人被迫发展那些为了他自己的主观目标而操纵外部世界的技能，但同时也由于技术理性的沙文主义式的扩张，给人带来了谎诞处境。这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西方哲学界，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为解决这一二律背反而殚精竭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界。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这一矛盾展开得太早了，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但是这一历史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并展示其自身弊端后开始启动的，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未曾充分展开，却已在理论上面临着二难选择了，现代化的举步维艰、西学中学的理论纷争以及哲学的内在混乱等等均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