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有着由量到量的渐进性变迁，又有着由量到质的飞跃性转折。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Punctum Flexus Contrarii)”①。 何谓历史转折？历史转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状态，即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主要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思维方式）出现了整体性和根本性的演化创新的变更趋势。社会在实现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时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内部或外部困难，而这些经济和社会关系又赋予社会的运动和演化方式以特殊的逻辑。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且以不同的速度和激烈程度趋于普及，从而形成新社会运动态势和条件。 2 历史转折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思想家卡尔·魏兹泽克建议用一个新词来描述历史危机与发展并存这一具有积极意义的动荡时期②。他指出，我们可以用莱布尼茨提出并在后来又得到孔拉德·洛伦茨赞同的“闪光”术语来描述它。闪光即积极意义上的危机是指加速事件的进程，也就是指在平常条件下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走完一个周期的各种发展过程通过飞跃完成的时期。 依笔者之浅见，历史闪光期乃是历史过程含“金”量最多的地方，它鲜明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历史转折表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进入物质生产力质向飞跃的关键时刻。所谓“质向飞跃”，主要指原有的社会体制、结构或所有制已不能再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束缚，因此，若不再变更旧的体制、结构或所有制，整个社会的再生产系统将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而变更了这些旧的形式，生产力将获得大解放，社会将朝着演化创新方向发展。我们判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转折的客观态势，唯一的根据在于该社会或国家的生产力是否出现质向飞跃的特征，只有这个特征的出现才意味着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中断”是指历史迈向上升运动的一种辩证发展的环节，通过这个环节，使得现实社会在扬弃人类原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机制。 其次，历史转折就人类精神文化革故鼎新而言，意味着人类的诗性智慧进入高峰期创造的特殊时期。雅斯贝斯指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是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它们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真理”。④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正是殷周之际历史大过渡、大转折的产物。在西方思想史上，最富有文化原始创力的荷马史诗的诞生，与一种“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社会现实有关。尤其是希腊的悲剧意识，乃是古代人类历史转折观的艺术精品，它揭示历史正通过悲剧式的变迁与转移，悲剧式的牺牲与毁灭，获得了“凤凰涅槃”后的新生的哲理。历史转折之所以有着如此闪光，原因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的营造和提升，其广度和深度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的真理。历史转折期正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十分激烈的时刻，人们比平时易于见到新旧事物之间矛盾运动、转化、推移、否定与互渗的辩证本质。历史转折犹如火山喷发，历史最内秘的本质将端倪可察。它客观上为思想家、艺术家提供了精神文化高峰期创造的历史质料。 第三，历史转折乃是人性、人的本质的提升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它最能突显实践主体自觉创造历史活动的本质。说到底，历史转折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转折。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再建构”、“再创造”自己赖以生存的实践活动方式呢？这是历史主体受自身需要的驱使并在生产实践中对客体知识的不断积累及其在工具上的物化所引起的结果，也是与主体在实践中有着认识、统摄、复制、改造、创造和变革客体的实践本能分不开的。正因如此，历史才有着永恒变迁的意义。实践主体追求历史再生的意志、实现最大化自由目标和“突显自觉创造历史”的特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转折的确认，离不开实践主体对一种失去历史必然性的、陈旧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或称某个业已完成的历史过程）给予理性的查审。(2)历史转折的发动，离不开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和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率领实践变革的主体自觉打消原型社会固有的惰性，使已经熄灭了的民族精神重新燃起新的火焰，使昏睡的人群站立起来，以新的姿态，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转折也是英雄人物、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3)历史转折的运作，离不开实践主体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自觉批判；对新社会体制、结构的理性设计（尤其是转型模式的选择与制定）；对社会总量波动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领域的自觉传递；对转折全过程的自觉整合和调控。(4)历史转折的每一步正向运动，都要以历史主体的自身曲折、坎坷和种种磨难所换来的沉重代价而加以补偿。道德层面和价值观念上的转变与提升尤其如此。 3 我国哲学界至今未对历史转折论这一重要课题作深入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有：(1)理论工作者崇奉传统历史哲学认知历史发展的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对历史转折这一非常时期进行个案分析的必要性。(2)历史转折的哲学价值域往往被原型社会的碎片所遮盖，被种种感性迷雾－－如变革的“破坏性”、“破碎性”、“流失感”、“失落感”等等所笼罩。 这一问题也能反映出我们对历史变革认识的轨迹和态度。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兵荒马乱、分崩瓦解的社会现象理解为历史的灾变，似乎用“神力”或“命运”的观念就可以加以说明。在近代，人们更多地看到区域性历史的重大变革中政治集团的冲突和党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对历史转折意义的关注似乎是政治家们的事。到了当代，人们逐步从一些民族和国家在大翻转中自觉奋起，积极对社会经济体制重新构造，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事实中悟出了如下道理：对历史转折所采取的自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历史转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术语，而是一个蕴含着深刻发展寓意的哲学问题。目前，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也会有意无意地反映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时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