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哲学发展前景”笔谈(二)

——重建精神家园的呼唤——跨世纪的哲学使命

作 者:
邴正 

作者简介:
邴正 吉林长春人,1957年生,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哲学博士。著有《追寻自由》、《当代文化与人》、《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等著作,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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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短期内大大膨胀了人们的物质需要。收入在增加,供应也在丰富;物价在上涨,钞票面值也在增大。当代中国正悄悄走出匮乏社会的严冬。对大多数人来说,终于解决温饱了。对少数人来说,实实在在的富了。

       问题在于饱了以后,富了以后,人们还会需要些什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听凭物质需要无节制无限制无止境地膨胀下去;二是跳出这种百劫不复的恶性循环,寻找物质需要以外的东西。然而,现实是只要我们跳出物欲的滥殇,在精神领域里我们遇到的都是种种困惑和迷惘。

       哲学的使命感促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当今社会的精神现状,它与物质的繁荣也许并不那么相称。尽管我们一再努力高扬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我们仍处于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之际。那种脱胎于战争年代,带有浓厚“左”的痕迹,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已随改革开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崩溃。狂热的经济躁动使人们来不及重建和调整已经破碎的价值观念体系。那种新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需要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需要人们的头脑逐渐从经济的躁动中冷静下来之后,才能逐渐明晰,逐渐健全起来。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精神代价,也是一种大时代转折的精神阵痛。一切正如美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说,“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缺乏归宿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被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非道德主义甚至是反道德主义、还有消极浪漫主义搅得眼花缭乱。

       拜金主义是一种把追求财富、金钱、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最高价值的社会思潮,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商品拜物教。财富是能够满足人的生存的一种价值,是人的生命的一种外延,是使人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它无异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缺乏财富而鄙视财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但是,财富仅仅是生命的外部条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把财富、金钱推崇到人生最高价值的地步,人就会发生异化,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扭曲变形。无节制无目的地追求金钱的后果是什么?是我们大家今天都已经看到的全民经商。该经商的经商了,能经商的经商了;不该经商、不能经商的也下海经商,就连不满十岁的儿童也在经商。为了赚钱,医生开始索要红包、秦皇岛附近的铁路大桥也被人折了当废铁卖,学校在乱办班乱发文凭,出版社在不负责任地出版各种精神糟粕!

       如果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联手,那么更会一发不可收拾了。个人应当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呼唤个性的解放、丰富和充分发展。但是个人、个性不等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无视社会利益,甚至不惜人利己。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联姻的后果,就是经济犯罪、冤法受贿、假冒伪劣、坑崩拐骗的肆虐。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十几年来,我们一共打击了十万人贩子!差不多每一万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贩子!损人利己到了卖人利己的地步,还有道德可言吗?

       于是非道德主义和反道德主义横行。非道德主义是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对社会行为不做道德判断。反道德主义则是采取颠倒事非、善恶、美丑的办法,用负价值取代价值。例如,如今“老实”一词已成为“废物”、“无能”的代言词,“大款的天地,老板的乐园”、“帝王风度、豪门气派”也已成为理想生活方式的象征,吃喝嫖赌居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提醒我们反思到人们内心深处道德感的衰微,和人心失范到何等程度。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头脑发热,追逐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不能自拔。非道德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崛起提醒了那些吃过十年动乱精神大狂热大躁动苦头、徘徊在新旧价值观交替之间,不甘心沉沦于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又苦于找不到归宿的人,可以从非道德的立场出发,采取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就是用非理想、非道德的态度超越现实。消极浪漫主义者们声称“不敢崇高”(因为他们品尝过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如大泛滥的苦果),提倡“游戏人生”(因为生活的“一场鸡毛”一样非道德而无价值了),甚至声称“我是流氓我怕谁”!当然,一个人到了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一切使人不由想起妥思陀夫斯基的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当今精神世界种种弊端的症结,就在于缺乏一种明确和普遍的,超乎物质追求之上的行为目标。用哲学的术语说,就是人心未找到归宿,未解决终极信念的问题。

       中国人的终极精神追求完全不同于西方。西方人存在浓厚而又虔诚的宗教态度,而中国人则没有。中国人对上帝敬而无还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祭神如神在”,说白了就是上帝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既使敬神,也并不诚,常常是“临急抱佛脚”,实在急了不但抱佛脚,道脚、巫脚,基督教脚,什么都抱。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笃信宗教的中国人用儒家文化代表的宗法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人们不怎么信神,但崇拜祖先、血缘、家族,进而扩大成社会和国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摧毁了这一传统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做为一代精神领袖,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填补了随儒家文化崩溃出现的精神真空,他告诉人们通过英雄主义的政治献身行为,完全有希望达到一种空前的理想境界。人们为此奋了几十年,流血流汗之后,突然发现出了偏差,理想中有空想,英雄中有盲动。于是,精神家园何在,便成为变革时代普遍的精神焦虑。

       上述种种价值观的倒错、混乱和精神迷惘,就是随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衰微所产生的精神焦虑和躁动。我们面对的是没有宗教传统的社会,但却不能没有精神归宿。在传统文化衰微,革命战争年代远逝,以政治为中心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又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样一个精神天空群星寥落的转折关头,追寻跨世纪的精神家园,重建人心中的信念和价值观体系,将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和主导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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