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恐怕很难有比哲学理论和哲学界更尴尬的学科和领域。哲学理论倍受冷落，哲学研究无人问津。于是有了一种几成定论的舆论：哲学无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 放眼世界，回顾历史，与此恰成鲜明对照。 每四年举行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都在世界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每次哲学大会的主题都关涉到我们时代人类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类的困境与前景”、“全球性问题及其解决”。哲学不再以黑格尔晦涩的概念隐含着时代问题，而是直接关注着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20世纪哲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哲学正日益深入到具体科学之中，在与具体科学的结合中实现着自己的职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每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哲学意识弥漫其中，都受到某种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方法论的影响。例如，在本世纪对美国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主义、新人文主义几大教育思潮实质上都是哲学思潮。所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为教育哲学是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历史学的发展主要也不是因为材料的发现、史实的积累，而是由于历史哲学观、历史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对象都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科林伍德的新历史观则认为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历史不过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转变一种历史哲学的转变、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文学更是如此，文学研究包括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在战后之所以有很大突破，也是与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方法论的贯注有关。从英美的新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本体意义到后结构主义对本文和阅读过程的注意再到文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每一种文学思潮都与一种哲学思潮相关。说到自然科学亦是如此。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的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玻恩、普朗克都多次指出，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哲学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玻恩与泡利也提出：理论物理学也存在思维方式的问题。熟悉某个时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人可以做出某些谨慎的预言。总观以上，可以看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各领域洋溢种种崭新的哲学精神。 20世纪哲学的再一个特点是拓展和创新。自近代培根、笛卡尔至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百年间可以说西方世界在广义理性主义范围内耸立起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哲学高峰。培根、洛克、狄德罗、费尔马哈与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以后人超前人的方式分别攀援在这两座山峰的不同高度。而20世纪哲学则是学派林立、群峰竞秀，领域拓展，最具创新。无须在此赘述。 20世纪哲学之所以凸现这三大特点除了历史条件、时代要求之外，与20世纪哲学自身的特点相关。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淌出的是水。 20世纪哲学家们涌动着生命的激情，他们不再只运用抽象思辩编织逻辑之网，而同时用生命激情去应答时代问题：罗素、萨特的哲学不仅写在书中，还贯注在他们的行动中。 20世纪哲学家具有着广博的知识，他们不但是哲学智者，还是具体科学的专家。这使他们能如罗蒂所说：自如的从海明威过渡到罗兰·巴特，从萨谬尔逊过渡到巴赫，从爱因斯坦过渡到人工智能，他们可以驾轻就熟地在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自然科学领域遨游。 20世纪哲学家燃烧着创新的渴望，每一位真正的哲学大师都领有着自己的概念，都领有着自己的判断与命题：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萨特的“存在”、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伽达默尔的“释义”，富科的“美学现代性”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显示。 20世纪真正的哲学家都有一种使命感，即或他们承载的使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但也至少是真诚的。 回乎我们自己的哲学理论研究和我们哲学研究者的品位和素质。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欠缺。 我们哲学研究的欠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僵死和贫乏，缺乏理论创新。自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80年代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后，哲学再没有什么能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创造。即使以上提到的几大讨论，如果从哲学理论创造性角度平心而论，不过是恢复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水平，本身并没有实现多少创新和发展。 二是，脱离不断演化的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现实，脱离世界历史进程。不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复杂问题，对社会全面改革面临的种种矛盾，还是对文化现实和人们日常生活，我们太缺乏有理论价值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与回答。 三是，脱离具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难以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结合上演化哲学与升华哲学。冷静地扪心自问，我们哲学界有几位既是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自然科学专家又是哲学家的大学者？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如果哲学不能贯注到具体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中，不能在分析具体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过程中升华自身，哲学除了陷入空洞又能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