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指出：“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①我们知道，把理论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概括，可以“转化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②那么唯物主义的现代发展如何有效而充分地吸取和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呢？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一、哲学概括必须处理好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对“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应建立在概括现代科学的材料和成果基础上”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引出下述问题：专门科学是如何进入哲学的广阔领域中的？显然，这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一它也是“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③。各派观点分歧的实质正在于此。如何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决定了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方法；反之，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成品”总是隐含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如何对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1、哲学和科学之间要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④。恩格斯这一基本论断为我们正确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深刻认识和理解它的当代含义，是哲学发展吸取自然科学成果的根本前提。 恩格斯深刻分析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然科学在对哲学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定时期的哲学在发展的步调、速度、水平上大体与科学相适应，科学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哲学的面貌。近代前斯搜集材料的科学方法与机械唯物主义、近代后斯自然科学宏观领域的理论综合与辩证思维的关系就是这样。自然科学走进理论领域，需要哲学思维的帮助。二者的这种联系不是由个别人、个别学派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科学知识性质、它的理论方法论前提来决定的，因为这些性质和前提自身要包含一些作为自然科学哲学基础的范畴和原则。这种关系也不是任何外在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而是内在的相互渗透、相互取长补短。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构、它本身的发展趋向、内在逻辑以及理论完善程度的提高，是其采用辩证思维的内部推力。恩格斯以“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的字眼来强调指出，能否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客观的、内在的关系，是促进或延缓哲学和科学各自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家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还有助于他们从哲学的丰富内容中吸取有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科学新成就的哲学分析，也会使哲学自身更丰富。 哲学和科学是如何补偿的？哲学的对象和问题“没有种类”，它“潜藏”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通过智力材料表现出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⑤，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对哲学也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故此，哲学以普遍文化作基础。其不同于科学之处，乃在于它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各因素，“不只是对科学的反思，乃是对全部文化基础的反思”⑥。这样，每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精神在整体上相对于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就可能有一定的“剩余”内容，从而显示出对科学的补偿调节效应。它最大限度地涵盖了科学所掌握的复杂系统客体的层次和含量，作为文明中活的“灵魂”因之具有了“普遍透视”的功能。哲学所进行的一切可能的、逻辑的、终极的思辩性理论思考，“剔除”了不同方案中似真程度低、片面性较大或完全相互矛盾的认识成分，以获得最合理的理智假定。在其内部理论的运用所产生的新的思维途径的同时，就为未来世界观结构以及科学探索奠定了新的概念模型和背景。这种意义往往是潜在的，如古代原子论思想的启示就是这样。科学自身的“非充分性”放置在广阔的哲学世界观中更为明显，它“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⑦，因此，需用人类的整体文化尤其是哲学的普遍融合加以补充调节。在具体的科学探索中，哲学理智蕴于其中，可以直接“侦察”科学内容“章节”上存在的“交汇”、“一致”和“矛盾”之处，通过观念、思辩的逻辑思维延伸，填充了科学思想之中的空白和不足，能引发新学科的诞生。同时，它又将科学所提供的世界观成分融于时代文化的普遍观念中，构成科学与文化的双向流通，保持了科学得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活力。 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科学自身的无足轻重。人们称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线”——因而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地，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观点而独步一时。近现代哲学主要就是通过自然科学这面“凹凸镜”来看待世界的。其实，对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如探讨知识的来源，分析经验观察和理论知识的关系，阐明科学理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揭示科学概念形成的一般途径和方法本身就构成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有人甚至认为，科学的前沿就是哲学的前沿。 2、哲学概括要反对两种极端倾向。上述情况说明，哲学和科学是相互促进、互相渗透的。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非水火不容。由于哲学思维导向的非实证性和不确定性，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即需科学的矫枉；而科学有时的短视和片面又需要哲学的补正。同时，它们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决定论和统计论的争论起源于哲学和科学分界上的混乱⑧。不同于科学思维的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等特征，哲学思维则具有整体性、模糊性、思辩性的特征。例如，阴阳五行与现代科学在哲学层面上也许并不冲突，或能相互参照，但阴阳五行并不是科学本身。然而哲学研究中总不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绝然的对立，而无论形式上如何承认哲学和科学的紧密关系；另一种则是混淆两者的界限，以致于人们难以区分其内容究竟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还是富于哲学精神的问题。 唯物主义哲学的概括，要真正从科学中得到补偿，就不能隔离它和科学的有机联系。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哲学概括。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本人就是大自然科学家，他们或者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或者对其有相当的造诣；而现代著名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又大都是具有深湛哲学思维素养的方家（所谓的“哲人科学家”）。这种一身兼二任的特征为他们深入理解自然科学的哲学意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受悠久人文政治伦理传统的影响，加之缺乏近代科学思维的熏陶，哲学和科学的联系、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盟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长期处于纯哲学分离状态。在我们的很多教科书和研究中，简单地进行“原则加例证”的论证方式以及的思辩争论，依然屡见不鲜。这种对哲学原则的教条主义解释，对科学的点缀式引证，或无谓的概念文字的游戏，并未将哲学和科学挂起“钩”来，也无益于二者的发展。当代哲学和科学联系的进一步密切，也使哲学对科学的反映日益迅速。倘对科学的新发展不能正确而敏捷地作出应答，唯物主义就不只是落后于科学现状，甚至落后于其他哲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哲学紧密跟踪当代科学发展的优势，我们应当虚心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