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处于世纪之交，整个世界格局都在发生着大变动，大调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在全面调整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这是历史的潮流，未来的方向。面对这巨大变革的社会，哲学该做些什么？哲学要发展，就要承担起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时代的使命。因此，对哲学的历史作哲学的反思，对哲学当下的处境作哲学的分析，对哲学面对的现实世界作哲学的了解，从而构建出有生命的当代哲学，这是时代的课题，也是当代哲学研究者的责任。这里的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哲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够理性地关注时代的发展，清醒地关心当代哲学命运，参与本专栏的讨论。 哲学发展在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吴晓明 长期以来，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开始面临着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即：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哲学如何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一切看起来都还照常，但内在的紧张和不安已开始活跃涌动了。哲学研究者们自己发问：我们的职业是否有前途？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我们所探讨的那些课题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还有意义？一种颇为执着的看法认为，我们可以不顾及外面的所有变化而把哲学当做一种单纯的学术坚持下来；而另一种较为悲观的看法则认为，虽然我们仍可坚持，但这毕竟只是一种不幸的“命运”，因为哲学本身已经过时—一无论是它的问题还是它的方法都已不再具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或价值了。不管这些看法具体说来怎样，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哲学之地位和作用的坚定信念正在让位给某种不稳定的动摇，让位给对于哲学之意义和价值的怀疑态度。 这种信念和态度上的改变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好”或“坏”、“对”或“错”来标识的，正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可以用一两个词令就轻易地打发掉一样。必须认识到，正在出现的怀疑和动摇实际上包含着某种“历史上非常真实的东西”，因而即令要对此做出概括的评判，也只有以对问题的认真分析为前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以下我们想就目前哲学发展的主要之点提几个问题，并尝试作一些相应的评论。 1.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哲学一直居于知识领域的王座，成为理论界“合法的宠儿”。然而现在这种地位却似乎发生了某种动摇。问题在于：这种地位动摇是如何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又当怎样去评价？ 就某种较为一般的意义来说，哲学地位的动摇显然是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改变相联系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切近的实践要求提出来之后，我们的经济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正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先前的地位与急剧发展变化的生活世界出现了某种脱节。首先，是几乎整个理论界都需要重新学习，而最为紧迫的问题一开始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其次，是经济改革中实践的任务成为第一位的要求，而实践方面的开拓一则表现为冲破先前理论的某些束缚，一则表现为在经验方面开始新的探索和积累。 在这样一种新情况下，哲学地位的某种动摇是不足为怪的；但重要的事情在于辨明这种动摇的性质—一是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呢？还是某种不足的哲学形式受到了挑战？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理论界在观念更新方面可说是功勋卓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在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哲学界就总体来说似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领域（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活），这个领域对它来说是隔膜生疏的，以至于它对这些问题鲜能有明确而有效的回应。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先前的哲学思维也较多地执着于某种单纯理性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哲学理论在内容上似乎逐渐地脱离了生活世界：它不再经常返回到经验之中并从中汲取灵感，而是对先验地构成“绝对知识”、对书本上的寻章索句更感兴趣；并且伴随着它较多地失去了理论的生活泉源和实践取向，哲学思维在形式方面的发展也受到了阻遏。因此，当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要的转变并产生一系列新鲜问题时，哲学思维对这些问题便很难有所主张，更不用说体贴切近的主张了。而哲学要能够在今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则在于：除非它对社会的总体发展能够有真切的主张，除非它对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应答（当然，这些主张和应答理当是而且必须是“哲学的”），否则，哲学就是不必要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许有人会问：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问题做出主张和应答，难道非得有哲学的参与吗？如果排除掉“玄奥的”哲学，我们不是能够有更明确的主张和更具体的应答吗？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里的问题是要求改变某种与现实生活的发展相疏远的、僵化的哲学思维形式，那么这个要求就是合理的；而如果问题是要一般地取消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存在，那么这种看法无论如何都是片面的。 诚然，在经济起步的一定阶段，特别是在商品大潮突然涌来的当口，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某种忽视基础理论、忽视哲学思维的倾向；而且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因为它本身亦是由发展引起的并可能部分地成为导致发展的因素。然而，即便是面对这一倾向，理论思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充分辨明其性质和意义，并要求使之进入到整个社会变革的综合理解之中。只要我们对正在展开的经济—一社会变革能够形成较为全面而充分的估价，只要我们真正去接触当今“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就不难认识到，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一其必要性程度也许比以前要大得多；作为综合理解之基础，其要求也将比以前更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