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体重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作 者:
何萍 

作者简介:
何萍,女,1953年生,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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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政治批判代替哲学理论批判;二是认识论研究压倒本体论批判。因此,要建设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开展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从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从否定、断裂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确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的思维路向;第二,系统清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建立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第三,融中、西方本体学说之长,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建立适合本民族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问题的提出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再一次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提到了理论界面前。中国理论界也明确地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理论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但是,就中国现有的研究状况言,提出问题、正视问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要找到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状况表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改革实践的发展。对于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所提出的问题,理论界不是没有思考过、研究过,而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不尽人意。许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又似乎总未说透,也说不透;许多新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开辟出来了,却又始终深入不下去。究其原因,来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本身的两个根本缺陷:

       第一,政治批判代替哲学理论本身的批判,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说不透现实的根本所在。

       我们可以认真地省思一下1978年以来的哲学发展:1978年震撼中国思想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对冲破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迷信,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具有重大意义。这场讨论的结果为这年底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哲学理论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而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推动着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涉及批判的现实。这时,人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的现象。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有的出自我们党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有的来自长期积淀而成的中国封建主义的陋习,更有的来自当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若不对党内“左”的东西,对现实中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政治批判,就不可能消除由此而引发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从而必然妨碍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样一来,政治批判也就成为中国实现改革最现实、最直接而又最急迫的任务。面对这种繁重而又急迫的政治批判,理论界在开展理论批判时,不得不首先顾及政治批判,并紧紧步随政治批判转换理论课题,由此而构成了1978年以来哲学理论从实践标准论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探讨——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然而,在这种政治批判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哲学理论只能在表面上展现哲学的繁荣,而在哲学理论的深层则充满着政治批判的内容,缺乏理论自身的批判和建设;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是政治批判进程的表现,理论批判实质上已为政治批判所代替。然而,政治批判若不上升为理论批判,就不能彻底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也不能立足于时代的高度剖析、说明现存事物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总在说,却总说不透当今中国改革的现实。

       第二,认识论研究压倒本体论批判,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无法突破的实质所在。

       不可否认,1978年至今,是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新课题的层出,大量国外哲学名著的引进,都丰富和繁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是,在这种哲学繁荣的深层,也存在着一个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都为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所主导。

       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作为人们思考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在这种模式中,主体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都是对立的,人们只能两者择一:或者仅仅以客体世界、事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特点,去理解和裁决主体世界、价值世界、理想世界;或者单纯从主体世界、价值世界、理想世界出发,去看待、批判、规范客体世界、事实世界、现实世界。其二,在这一模式中,现存世界及其中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经过认识论的过滤而形成,都是人的认识结果的展示,而认识的启端又是以设定现存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里,现存世界的存在是不需论证的,也是不能论证的。这样,现存世界的存在问题实际上已被排除于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哲学所研究的只是现存世界的表象。认识论模式的这一研究方式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揭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批判,但同时也说明,单从认识的方面看待世界,是不能揭示事物存在的本质的,即是不能说明“自在之物”的;事物存在的本质只能通过本体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1978年以前,在这一模式主导下,我们的哲学研究,或以客观性抹杀人的能动性,或又以人的能动性取消客观性,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从而造成了现实中的一系列挫折,致使理论界在1978年不得不重提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问题。然而,囿于当时的思维水平,哲学界并没有着手这一模式的清理和改造,从而构造了1978年以后哲学发展的这一格局:一方面,新课题的不断涌出使原有的理论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又不断把新课题吸收到旧的思维规范之中,使新课题呈现出与旧理论相同的研究方式。既然新课题的研究挣脱不了旧的思维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超越认识论而深入到哲学本体论,那么,旧的理论也就必然突不破,新的理论也建立不起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上述两个根本缺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局面,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理论前景: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已经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单纯的认识论研究并不能完成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任务;要建设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开展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这就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课题客观地、必然地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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