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自然观的一条主线，它经历了人充当自然的奴隶的肯定阶段，人争当自然的主人的否定阶段，而今演变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人和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的演变的根本契机则是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人工自然是人对自然的胜利，是人类的幸福之源，却又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因而也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祸害。人工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既祸福相兼，又相互转化，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在于它既是自然物，又是人为物的矛盾两重性所致。 【关键词】人工自然 两重性 一、人和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 作为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看法的自然观，是人们根据当时的知识建构、描绘的一幅自然图景。在这幅自然图景中，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人，因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和自然的关系构成自然图景中贯穿始终的主线。人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如果从人和自然以何者为主宰的角度来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然支配人，人是自然的奴隶的阶段，这是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的肯定阶段。第二阶段，人类向自然抗争，并逐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人主宰了自然的否定阶段。第三阶段，人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共荣共存的伙伴关系，这就是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人和自然的肯定阶段，大致指从古猿变人到原始农业产生以前的采集渔猎时代。这时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然而并不和谐。此时人类同牲畜一般仰仗自然，人类的生存及其活动范围受到自然界的严格控制。原始人从物种上说已经从动物中升华出来，但它的地位与动物相差无几，于是在原始人的观念里，他们并没有与周围的自然界分离开来。原始人头脑中的自然图景大概是一幅万物有灵论的图景，他们以仰天、颂天的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原始人对自然抱着敬畏、祈祷的态度，但自然并非仁慈待人，却象狠心的后母那样吝啬，经常以洪水、干旱、猛兽及食物的匮乏，把人类逼到死亡的边缘。起初人类以不断的迁徙来躲避大自然降临给自己的灾难。几十万年的人类史前时期，原始人并不是生活在“伊甸园”里，而是在自然的压迫下寻找生路。 人和自然的矛盾进展，终于打破了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的肯定阶段，而逐渐进入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改造自然，创造新的生态环境，使人从自然的奴隶状态逐渐成为自然的主人的否定阶段。这个否定阶段又可分为创造农田生态系统的农业文明和创建工业生态系统的工业文明两个时期。 在地广人稀的远古时代，人类面临食物匮乏的自然压迫，不断迁徙，不失为首先之策。但这是一条消极、被动、防御之路，如果我们的先人一直走这一条路，也许我们今天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庆幸的是，我们的先民经过漫长的摸索，终于走上了另一条路，即驯养动物和作物栽培的原始农业的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艰难，然而是一条光明大道。人类刀耕火种，建立起农田生态系统，迫使自然界向人类提供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住所，告别了游荡不定的生活，人类终于脱离了野蛮，进入了文明的门槛。 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首先在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大河三角洲发展起来，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长江、黄河流域成了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建立在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然观，已经逐渐摆脱神话、幻想式的观念，尽管还有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残余，然而一种较为科学的自然观萌芽了，发展起来了。此时人们开始摒弃仰天、颂天的消极无为的观念，推崇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和力量。在古希腊，人们把敢于违抗天庭的禁令把火偷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视为英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甚至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中国，人们把教民耕作的神农氏，钻木取火的燧神氏，治水的大禹奉为新的神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况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响亮口号，即以后发展成为人定胜天的思想，可以说是农业社会中自然观的主流。“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怀疑主义的命题，不是近代人们所说的征服自然的观点，但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的先河。哲学家猜到了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显示人的本质力量，就这点来说，这种自然观无疑是个进步。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即后来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中一向是鼓舞人类同自然作斗争，以创造新的农田生态系统，争取对自然的主动权的光辉旗帜。 在延绵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里，人类向自然争得了一定的自由，然而人和自然的矛盾也被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向大自然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农田生态系统从平原推向山区，扩展到湖泊、沿海地区，可是大自然又不断地报复人类，把一个个农垦区变成不毛之地的沙漠。古代埃及、巴比伦、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些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经历了千百年之后无一幸免，人类又被迫大迁徙。农业时期的迁徙尽管与远古时代原始人的迁徙有些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此路不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类找到了一条比农田生态系统更加美好的光明之路。这就是以近代科学技术所支持的工业文明之路。英国哲学家弗.培根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看到人的双手固然有力，如果没有人的智慧，没有对自然奥秘的认识，人仍然无法做自然的主人。只有把知识和双手结合起来，人才显示出其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成了工业文明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历史走完了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唤起了科学的新生。科学以加速度之势向前发展，自然的秘密一个个被揭开，人类的知识以指数形式巨增，智力物化为技术，形成新的生产力。经蒸汽机、电动机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近代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手中掌握了巨大的生产力，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当然以地球表面为界）人类掌握了向自然斗争的主动权。早在一百多年前，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描绘人类向自然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呼出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做过统计，英国工业革命的七十年中，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经过电气化、自动化之后的美国，有的科学家计算，如今一个美国人所享受的能源大约抵得上古希腊时代一万个奴隶生产出来的动力。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新的人工自然使古代人以为是“天方夜谭”的幻想，一个个变成了现实。中国古代的“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了60年代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上月球；《封神榜》上所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变成了如今的电视、电话，远远超过千里之遥，它们都进入寻常百姓家了。飞机、卫星通讯使地球变小了，唐代李白诗云“千里江陵一日还，”如今乘飞机不要几小时即可回还了。古代帝王祈求长生不老，而今医学的进步，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可使人延年益寿，却成了现实。到本世纪50～60年代，随着原子能利用，阿波罗号登月、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给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人们只要想办到的事都会如愿以偿。因此人们在对自然的胜利面前洋洋自得、趾高气扬，好象人类确实做了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从此就会俯首贴耳听从人的调遣了。20世纪中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可以说膨胀到了极点。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告诫我们千万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了。当人们还沉浸在自己征服自然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中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它在一周之内使四千多人丧身。这次污染事件震惊了英伦三岛，也震惊了世界。此后工业发达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七次环境污染事件，工业文明的负效应日益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发表，使D.D.T这个令发明者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科技产物，从杀虫功臣变成了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它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又危及人类的生存。群众性的环境保护的浪潮一个接一个，从局部向全球推进，单联合国在20年中就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保护环境的大会。治理污染，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农业和无污染工业，绿色和平组织以至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的实践使人们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人类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能征服自然的主人。人和自然应该建立共荣共存的伙伴关系，寻求彼此和谐、协调发展。本世纪80～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条件的发展战略。我国也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人和自然之间应该协调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亿万公众，乃至政府官员的共识。这样人和自然的关系经过两次否定之后，进入了它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现在人们要求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的发展，仿佛又回到了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的肯定阶段，但这是在更高一级的基础上的回复，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一阶段上，人们对自然只有敬畏，对它的规律知之甚微，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如同动物一样匍伏在自然的脚下，这是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对抗的那种浑然一体，而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上，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掌握了巨大的生产力，主动安排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