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历史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党的十四大还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继成立之初和党的七大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郑重地写上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当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时，能否以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作指导，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呢？或者说两次飞跃产生了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呢？ 我以为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但是，也有人对此作否定的回答。作否定回答的，有的是以哲学思想必须有其代表性的哲学专著来立论，认为邓小平没有自己的代表性哲学专著，因而没有自身的哲学思想。有的是以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量度来立论，认为邓小平主要从事的是实践活动，因而没有自身的哲学思想。 据我看来，这种否定答案的立论是不合乎事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上的丰富蕴含和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的。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①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②。哲学既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也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时代所提出的紧迫课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需要。真正符合时代需要，人民群众需求的，用特定的命题、原理、范畴、概念、规律表述的，逻辑化了的，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固然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象邓小平同志那样深悟哲学的真谛，把握哲学的实质，精通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广大群众熟知的语言，并将其熟练地渗透于贯穿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形成总体的战略的辩证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表现于决定、谈话、报告、文章、指示等著作中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案，也同样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他那些直接论述现实重大哲学问题的讲话、报告，如《“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就更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形式是服从并服务于内容的，古今中外又那有一种固定的单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形式呢？在中外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孔夫子的哲学思想，其代表性著作，不就是与其学生的答问录吗？ 谁都知道，邓小平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积极活动家之一。青年时期在留法留苏的特殊环境下，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曾刻苦钻研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苏联中山大学“理论班”敢言善辩、作风泼辣的“小火炮”。在长期革命和建设活动中，一直深悟哲学的真谛，善于把握哲学的精神实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提出了“要照辩证法办事”，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时就号召大家学习邓小平“要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还再一次提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③邓小平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以及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十年里，更是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一系列难题，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财富，成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大师。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设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蓝图及其实践的步骤、条件、动力、途径、方法、政治保证、领导和依靠力量的复杂过程中，更是时时处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工具和战斗武器，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新观点。难道在一生中如此重视学习、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过具有划时代的阶段性贡献的邓小平，还没有哲学思想吗？还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吗？难道他在设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科学著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上。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卷、页），不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结晶和体现吗？列宁在评价《共产党宣言》时曾经说过：《共产党宣言》虽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却“被其透彻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④借用列宁的话来说，又怎么不可以讲，邓小平的好些科学著作，虽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却“极其透彻地途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其实，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一系列创造性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二） 如果我的上述立论可以成立，那么作为第二次飞跃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思想与第一次飞跃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是，在考察两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之前，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取得了好些理论成果和正确认识之后,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认识上发生逆转，走了一段很曲折的路，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失误。在这些失误中，就其哲学思想而言，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离开了他自己创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比如，在“大跃进”中的“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放高产“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就是脱离现实可能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又如，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片面理解，而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方针，特别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更是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轨道。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将其推向极端，大搞个人崇拜，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搞什么“穷过渡”、“贫穷社会主义”，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那就更是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