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体性”问题可谓国内哲学界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毋庸讳言，对它的讨论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急切催促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对历史主体性的讨论情况看，似乎讨论还过于抽象地囿于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走不出去，因而没有“具体地”针对中国现代化的水平、问题、出路等来探讨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主体的资质构成、主体性的内容以及主体性的实现等问题。而没有对历史主体性的这种具体思考，一般性问题的深化恐怕也难以达到。本文由此出发试图去思考几个与具体性思考相关的问题。 在传统哲学中，主体是一个同质、单一的预定存在，是一块不能对它剖析的先验理性园地。在许多人那儿，它成了先验的假定。主体凭借什么才成为主体？它凭什么资质和手段、途径来发挥主体性作用？主体是一个人还是具有某种结构并通过交往联系构成的系统？塑造主体系统结构的交往是自发性的还是全理性的？判断真假、确定善美价值的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传统主客体理论中还没有出现。二十世纪新哲学日益揭示出传统理性主体的先验性和独断性，揭示出与那种唯一且绝对客观的“真理”相对应、与唯一可取的文化价值相对应的单一同质的主体是一个十足的抽象假定。这不能不使人们去追究，历史活动者凭什么资质、通过什么途径才成为历史主体？才能确立合理的真理和价值？由此获得一个成果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主体都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结构体。主体的系统结构及其复杂性对于合理理解历史主体性具有关键意义。笔者认为，应首先从二个层面上观视这问题：其一是暂撇开各主体的差异来分析单个主体资质构成的结构，并着重分析其中的理性资质；其二是把所有主体视为一个整体，从各主体的交往结构中看待主体的社会资质构成，并着重于国家主体分析。本文仅从第一层面做些分析。 二 在第一个层面上，从已发国家的现代化来看，主体的资质构成主要是以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所主导的一种结构。理性被视为主体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原动力。虽然尼采和弗洛伊德提醒人们注意意志和本能的主体性作用，哈耶克在强调处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自发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但理性构成现代化主体主要资质的观念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改变与动摇。海德格尔以来的多种西方现代哲学虽在力图批判、消解主体性哲学，但与其说是在消解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资质，倒不如说是在消解理性作为主体资质的武断性和先验性，并为现代人资质的新理性的形成鸣锣开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虽然也具有以某种传统中国理性及现代变体抵御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的主张，但从主流上说，把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视为人的（以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为主导的）理性化、甚至精神状态上的理性化，却明显占优势。从严复的“力、德、智”到鲁迅全盘改造传统的启蒙或改造国民性，体现出愈来愈重视把西方理智精神及其价值追求状态融入中国人内在资质中的倾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坎坷与曲折使我们不可超越的哲学目前仍面临融化西方理性的任务，而没有去全面拥抱消解理性主体性哲学的充足基础和背景。所以，立足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水平和问题来探究主体理性资质的形成和适应性变化，从而建构新的主体性哲学，在我看来仍然是不可超越它所在的社会的中国哲学目前所面临的任务。 从此而论，我们把历史主体的资质构成看作以西方分析理性为主导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由五个子系统组成：情感—一动机子系统，需要—一价值子系统，认知—一技术子系统，具体行动子系统，以及交往—一协调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中都有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主要是理性因素）的交织。要确切地理解历史主体，就必须摒弃以前那种仅从一个子系统方面释解主体的片面观点，代之以着眼于系统相关性的整体把握。不管是把主体仅视为理性认知者（近代西方哲学），还是意志力量（尼采）或道德化育力量（儒家），都不仅在理论上导致片面性，而且实践上更招致了严重后果。尼采曾说，人的需要、价值观与能力、人的身体状况、社会地位等都具有内在相关性（或同源性）。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能力和成败状况导致了不同的需要和价值观念。把这个思想加以推广，构成主体的各子系统之间都有内在相关性，一旦一个子系统发生了较大变化，随之发生的它与其它子系统的冲突就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随同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复杂，但它最终总要获得某种统一，即便是表面上的。在社会的巨变转型期，上述各子系统程度不一的分别变革在许多主体那儿会造成一种实质性的冲突，一些主体可能不能实质性地真正解决这种冲突，而以某种形式把内在的冲突掩盖起来，使之获得形式上的解决—一这会对他（们）所发挥的社会功能造成重要影响。 主体系统的整体相关性为构成现代主体资质的现代理性的多方面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纵观理性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理性不断从外在于人甚至独立存在的分析推理逻辑系统和盛装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向内在于人社会本性的一种能力方向转化，而且其内涵在现当代不断突破为科技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而扩展到各个方面，以前被认定为非理性的东西正在渐渐被当代思想家融进理性。从近代理性来看，作为超越主体本能和感性能力的理性能力，就是一种把对象予以思想或实际分割剖析，然后按一定目的予以重建或改造的能力，其内涵主要包括：1、文化人具有的一种只有通过其作用和效力才能理解的、认知和改造内外部世界的能力。2、发现、确立和指明自然与社会内在必然关系与规则的能力。3、通过所发现的必然关系把主体得到的众多离散事实联为一个统一整体，从而在思想中、甚至在实际中再塑实际事物的能力。4、由于主体常为某些靠不住的常识意见、偏见所缠绕，理性又表现为一种沉思、怀疑、批判的精神，一种永不满足地追求历史合理性的能力。5、理性愈来愈成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它不仅表现为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而在给定条件和既定约束之内进行有效手段和途径抉择的能力，也表现为衍生并内造价值的力量。在后一方面，它渐渐与占有和消费自然、财富等外在标榜联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