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从第一卷的开篇到第三卷的终篇，有二个“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就是：（一）从根本宗旨上讲，每一篇都以人民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二）从方法论上讲，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一根红线。列宁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曾经说：“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四卷第276页）列宁这段评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主张。他这个主张，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又提出了“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的论断。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特点，也是他实现以人民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根本方法和保证。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总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同样也是“建设的代数学”。如同不站在人民立场不能学好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一样，不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态度，也不能学好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本文拟就学习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谈几点体会和看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开辟和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不能胜利；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同样不能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革命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8-259页；以下凡引《邓小平文选》的只注卷数和页数）这个论断非常正确和精辟。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共性和矛盾的个性的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320页）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恰恰是矛盾问题精髓（亦即辩证法精髓）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独特的胜利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在整个走井冈山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都是坚定的拥护者和模范的实践者。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之路如何走？对这个历史性的课题，邓小平同志在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卷第163页）邓小平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三卷第2-3页） 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这个“基本结论”从理论上说，具有深刻的内涵，凝结着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揭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从实践上说，它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也走了十分曲折的道路，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使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动荡和停滞时期。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很好地立足于中国实际。我们搬用过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弊端也日渐暴露），也搞过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不成功的甚至完全失败的尝试。在理论和策略上，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作过教条式的理解（甚至误解或曲解），提出过一系列超越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理论和政策。一句话，既离开了唯物论，又违反了辩证法，结果损失惨重，教训沉痛。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三卷第118页） “实事求是”，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他讲的“照辩证法办事”，必须结合起来理解，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十分显然，脱离实事求是的“辩证法”，只能是“变戏法”或诡辩论；而没有辩证法，实事求是就没有生气，就会成为因循守旧和自甘落后的托词。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实事求是是富有创造性的，是我们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正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邓小平同志引导全党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随着这个历史转变的完成，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继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策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策略，“一国两制”的理论和策略，等等；概括地讲，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十五年的实践已经完全证明，这是我国走的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既是中国化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创立，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新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二、树立全局观念，用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文选》的三卷书中，“大局”、“全局”，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从大局着眼”，“从全局出发”，“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等等，是邓小平同志常用的语言。树立“大局”或“全局”观念，用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辩证法的重要思想。 何谓全局？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就是在事物中“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东西，也就是事物中最根本的东西。抓住根本，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眼光。邓小平同志说：“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第一卷第200页）又说：“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第三卷第355页）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密不可分。有了全局观念才能有战略眼光；反之亦然，只有具有战略眼光，才能真正树立全局观念和把全局观念落到实处。 列宁指出，一个革命家“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26页）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的革命家，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抓住不同时期的“大局”或“全局”—一我们说他具有战略眼光，也突出地表现在这里。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从恢复工作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里，着力抓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恢复和确立。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他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卷第143页）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主题报告”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功绩，就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转折。思想解放是一个大潮，在这个大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批评“两个凡是”和纠正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冒出一股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及时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报告，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二卷第164页）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同志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组织路线问题。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第二卷第191、193页）众所周知，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由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逐步发展完善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为什么？就因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第三卷第380页） “大局”或“全局”是根本，“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一切都要服从大局”，这是邓小平同志全局观念的根本思想。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局是战争，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而建设时期的大局是经济建设，一切都要服务和服从经济，—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再三再四地阐述这个道理。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代表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着重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参见第二卷第4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邓小平同志就更强调这个问题了。1984年和1985年，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他一再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他说：“关心国家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又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第三卷第100、129页）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全局观念时，他有两段话值得我们认真理解和实践。其一，他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第二卷第82页）其二，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第二卷第175页） 一个人要想做清醒的革命者和自觉的建设者，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具有战略眼光。否则，就会成为庸俗的事务主义者和政治上的糊涂人。邓小平同志有段话说得很好：“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第三卷第300页）我们每个人，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或者普通公民，都应该以此自勉自励，努力照此去做。 三、说“两句话”，用“两手抓”，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 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我们常说的“两点论”，就是这个重要观点的通俗表达。我们通读《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可以看到，处处体现着邓小平同志坚持全面性和两点论而反对片面性和一点论的科学精神。他经常说的要“讲两句话”，“要有两手”，就是他这种全面性和两点论科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谈到1957年反右派时，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第二卷第380页）在谈到“文革”中的“三支两军”时，他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第二卷第381页）在谈到经济特区时，他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第三卷第133页）所谓“讲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看问题（以及事物）不要只看到一面，而是：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反面；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弱点；既要看到现状，又要看到发展趋势，如此等等。事物的本质是由“两点”即由矛盾的双方决定的，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是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根本要求。邓小平同志全面看问题的辩证法水平和艺术是非常高超和娴熟的。 至于“要有两手”，邓小平同志讲得就更多了，研究者的论述也很多，我这里只概括地说说。诸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等等。并且强调“两手都要硬”，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要求；没有这一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落空，就是会变形或变质。对此，我们务必要切实注意。邓小平曾经尖锐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第三卷第154页）从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深刻道理和重要意义。 “讲两句话”，是指反映事物实际和本质的两句话，即要科学，要准确；“坚持两手抓”，一定要抓紧，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都要“硬”。邓小平同志所说“讲两句话”，“坚持两手抓”，就是教育干部和党员全面地看问题和全面地处理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这种辩证法艺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讲到，要批判从“左”和右两个方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1981年3月，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在谈话中他赞成“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意见。但他强调，“左”的思想“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第二卷第379页）1985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