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哲学及哲学工作面临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使其陷入“困境”。我们认为，导致这种情况，既有客观的外部原因，也有哲学自身的内部原因。 导致中国哲学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客观原因 这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在于体制的根本转轨、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体制的根本转轨 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上的根本转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体制上的转轨和社会转型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哲学事业。 其一，原先计划经济体制支撑下的哲学工作的“稳定”和“繁荣”局面必然受到威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政府包揽，哲学在人员、机构、经费、成果等各个方面都由计划支撑，大学哲学系的招生、分配根本不是一个难题；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部门、哲学出版物等等，也没有任何生存（经济）上的危机感。加上政治意识形态上斗争的需要，我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长期处于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辉煌和“繁荣”的状态。如今，一方面，由于体制的转轨，国家不再对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大包大揽，这就要求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靠自身的“造血功能”（即哲学因其自身对于社会的价值而赢得的来自社会的对哲学的自觉需求、自愿支持和自愿资助）来营养自身，为自身争得生存和发展权。另一方面，我们的哲学界还远没有形成自身充足的“造血功能”，在心理上和实力上都仍然需要依赖于国家计划的支撑。这样，势必出现哲学界所感受到的种种危机。 其二，昔日的社会文化中心地位丧失。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原因，文史哲等学科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主流中坚地位，从事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与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人文知识分子及哲学、文学的主流中坚地位的现实生活基础，并迅速使之边缘化，亦即使他们推动了往日文化中坚、万人仰慕的显赫地位。主流地位不得不让位给商业、政治、科技、经济管理等另一部分脑力劳动阶层。而且，中国社会第一次不再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来驱动经济，而是以利益杠杆作为经济运转的基本驱动力。这样，哲学、人文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的边缘。 其三，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规则开始解体或失效。这种社会变迁已经导致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例如，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人们不再信奉那种义利对立的抽象的道德目标，合理的逐利行为得到肯定；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过去那种为了道德化的公平而牺牲效率的社会模式被扭转过来。效率优先成为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等等。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价值主导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道德是以实践的方式得到肯定，而哲学则在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显得呆滞僵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哲学面临的挑战或困境，正是由于变化了的价值观念及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与仍然呆滞僵化在原有观念层次上的哲学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二）科技的迅猛发展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新技术革命，新兴科学群不断涌现。这一变化深刻地改变着哲学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威望度，使哲学面临挑战。 其一，“知识大全”式的哲学体系能否成立？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新的科学认识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面前，传统的哲学体系是否仍然必要和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哲学界认真思考的挑战性问题。事实上，科技的迅猛发展表明其自身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从而似乎消解了哲学追问世界普遍规律之类问题的必要性；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性膨胀，使人们必须改变以往驾驭知识的方式，必须把对普遍性规律的重复接受转换为分工协作和化整为零的互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全能型的学者日益成为不可能，知识整合似乎也不可能再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于是，在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传统的哲学无异于悬空的楼阁，只有观赏价值而无实用意义。由此难免导致哲学的受冷落状态。 其二，科技理性（或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融合一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科技发展是以所谓科技理性（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他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74年英文版第3页）。技术理性在有效地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和人际交往技术理性化了。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现象导致传统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失落，导致重新理解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必要性。而在这种新的理解尚未形成或尚未广泛深入人心的时候，则难免使人感到生活充满荒诞。这样，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西方哲学界，从马克斯·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曾经为从理论上消解这一矛盾而殚思竭虑。当代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深刻地刺激了中国哲学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但这一历史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并已大量展示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后开始启动的；这样，对于中国而言，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历史实践中尚未充分展开，却已在理论上面临二难选择了。 （三）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