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试论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有幸得到了唐正东和徐亦让同志的专文教正（见《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人为本》，分别载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8、9期。以下简称唐文和徐文）。感谢之余，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两篇文章的观点相近，都对马克思哲学作了思辨的抽象化的理解，否定了唯物史观的深刻的人学内涵及其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抹煞了马克思一生特别是中期和晚期的巨大的哲学贡献。徐文和唐文还涉及到某些引文和具体细节的理解问题，由于无关宏旨，恕不一一作答。本文仅就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歧谈点浅见，权作为对徐、唐二文商榷的商榷。 一 哲学上的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本体论上的本，指世界的基础和本原；一是语义学上的本，指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实际对象。为了避免误解，拙文特意声言只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展开的”，徐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人为本》为题来与拙文商榷，似乎拙文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这显然是一种曲解。由于这个问题不是讨论的重点，这里仅提及一下就是了。原则的分歧在于对本的第二种含义的理解上。徐文断言，哲学不是语义学，“哲学上所说的本，当然是本原的意思”，除此之外，不允许从研究的中心和主题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这种看法无论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哲学作为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思向来就具有人学性质。当人探讨世界的本原时，同时也就在探索人的本原。人总不断地提出自己是从何而来的问题。神本论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心本论说人是某种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外化的，物本论说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哲学史上从未出现过本原意义的人本主义者，相反在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家比比皆是。费尔巴哈就主张以人为本，但这决不是说他认为人是世界的本原，相反，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他被戴上人本主义的桂冠，是因为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最高对象，并从人出发来揭示宗教的本质问题。同理，当我们指谓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主张人是世界的本原，而是鉴于他们强调人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把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出发点。所以，在第二种含义即哲学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上的以人为本，在哲学史上司空见惯，是一般的常例。 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特别是从康德开始，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哲学研究课题了。康德把人的主体能力推向先天的超验，黑格尔则把绝对精神视为唯一能动的主体，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观，认为“实在、理性的主体是人”。（《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31页）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抛开社会及实践，只是从生物学的自然本性出发来理解人，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建立起科学的人学理论。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集以往人学思想之大成，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将人学理论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前提是实践唯物主义，与从前旧唯物主义不同，它对“事物、现实、感性”不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 实践及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没有人及其生存的需要，就不可能有实践，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得好：“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同上书，第24页），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同上书，第3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又把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唯物史观的人学意蕴还表现在人与社会及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上，徐文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物”即社会关系的一面，同时又极力贬斥“人本身”的地位和意义，仅仅承认社会关系对人本身的单向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唯物史观的划时代功绩是发现了社会关系对人的决定和制约作用，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科学论断。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要看到，无论是社会关系或生产活动都是人的关系和人的活动。而人不是虚幻的，而是活生生的，有着生命需要、利益追求、心理特性、文化素质、行为规律、价值原则和各种群体组织等等。人就是带着这些要求、素质和特性投入到生产活动中来，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这些要求、素质和特性反过来对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也起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已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人们—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物殊的个人—一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5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后来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又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00页）正像社会和社会关系创造人一样，人也创造社会和社会关系，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既是被创造者和被决定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和决定者。离开了人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创造和决定作用，社会和社会关系就被抽象化，失去现实性和具体性，而变得不可认识和理解。历史规律也是如此，它既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同时又建立在千百万人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正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作基础，才形成历史的合力而显现出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所以恩格斯说，社会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把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对立起来，把社会结构看作超然于人及其活动之上的独立主体，这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历史观。必须在人和社会的辨证统一中才能发现和认识现实的社会和真实的社会关系，离开了这种统一，忽视人本身多方面复杂的要求、素质和特性及其对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这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