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解放生产力摆在社会主义 本质的首位是一认识的重大突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这个常识问题上发生混乱，因此邓小平首先从拨乱反正入手，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邓小平逐步把社会主义“讲全了”。他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迄今为止最精炼的概括，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以下引文凡属于《邓选》三卷的只注明页码）他把解放生产力摆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相对于前人的认识确实要高出一筹。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持起草的苏联宪法宣布，在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随后他又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断言，在苏联，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既然如此，当然就用不着调整，更谈不上改革。这种理论恐怕是苏联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50年代中期，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对新兴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比斯大林要客观得多。他认为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其基本予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们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不过相适应的一面是主要的，相矛盾的一面是次要的，可以通过自身调整予以解决。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但今天看来，毛泽东对“不相适应的一面”是动态的、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似乎估计不足，因而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遗憾的是，后来对这一点也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邓小平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认为，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不仅如此，在现阶段它还位居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我们理解，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会长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是相对的，不相适应是绝对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就要提上日程；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基本矛盾更有着它的一些特殊表现，因而改革的意义就更为突出；第三，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充分的经验可供借鉴，我国在50年代只有效仿苏联模式，虽然经过10多年的改革已经把这个模式打破了，但在体制上、观念上仍留有不少后遗症尚待解决，因而进一步深化改革还具有紧迫性。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第370页）这一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突破和发展。 或许有人问，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究竟有哪些不同？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们以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但至少有两点区别：一是发展状况不同。发展生产力通常表现为量的积累，而解放生产力则表现为是质的飞跃。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生产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未必都有生产力的解放。这也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和是否走向老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存在状况不同。发展生产力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流程，它的存在状况侧重于未来，表现为潜能向现实的转化。而解放生产力是侧重于现在，它通过解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桎梏，把蕴藏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因而它能量大，速度快。 二、解放生产力不是无条件的 我们充分肯定解放生产力的突出地位和重大意义，并不是说解放生产力是无条件的，可以随心所欲。恰恰相反，作为促使生产力实现解放的革命和改革，总是取决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表面上看来，改革时机的选择，改革进程的确定，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主观的，其实这只是人们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改革是诸多主客观条件发展的结果。离开了这些条件，改革就会陷入主观臆断，不仅解放不了生产力，可能还会干扰生产力的正常发展。8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不也是在改革吗？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离开一定的条件，使改革的目标、进程和政策严重脱离实际。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总结。 改革的这种条件性或者说是客观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首先，改革的根据是客观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应该改革呢？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状况，只有当生产关系基本不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基本不适应于经济基础时，当不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比较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改革的根据才是充分的，因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改革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根本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它带有革命变革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