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根本出发点；“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全面的批判继承关系？本文所做的论证工作就是要作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即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传统哲学中“道”的思想精华的批判总结。 一 研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道”的内在联系，首先要注意“是”与“道”的一致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是指客观规律性，传统哲学中“道”的范畴的一个基本含义也是规律性，两者是在规律即事物的本质层次上相一致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①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规律性的层次上去定义“是”，要求从客观事物中寻找规律性，才把实事求是改造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也正是由于把“是”定义为规律性，才使实事求是的命题跟传统哲学中“道”的思想精华相通。 毛泽东同志从规律性的层次上定义“是”，也表现了他对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袭。岳麓书院把“实事求是”作为立学宗旨，实事求是学风正是使湖湘文化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湖湘学派在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时，还注意吸取宋明理学“即物穷理”中的许多有益思想，这样就大大发展和超越了《汉书》提出的实事求是命题原有的内容，使其哲理化了。许多人在考证实事求是命题来源时，均追溯到东汉人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及有关的注释上。该文赞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共真，加金帛赐以报之。”唐人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固然实事求是的明确提法最早见之于《汉书》，但在《汉书》中，实事求是主要还是一个考证和训诂的命题，还不是一个探索普遍规律的哲学命题。这里所说的“求真是”意指要辩别有关文献中事件人物之真伪，不要在阅书时望文生义，随意杜撰，而应该经过严格的考证和训诂，把握古文之原意和真象。这里的“是”还是指实物，不具有规律性的意义。清代的汉学家对宋明理学中存在的清谈玄弄之内大为反感，重新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斥宋儒的“即物穷理”命题为“空疏”。而宋学家则认为汉学家只沉溺于对事实的“烦琐”考证和训诂之中，忘了大理，不知事物中的“道”，实为肤浅。曾国藩辩证地看到争论双方所各自具有的优劣之处，在高扬各自的长处又避开双方的短处的基础上，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吸收“即物穷理”命题的积极意义上，将“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具有较高抽象水平的哲学命题。曾国藩在《书案小识后》中通过分析例证指出，汉学家所谓的实事的“事”即宋儒讲的“物”，所谓“是”同于“理”，因此，他说，“实事求是”不就是朱熹所讲的“即物穷理”吗？严复也曾指出：西方近代科学是一种“即物而穷理”，“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②亦沿袭了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相统一的思想。在宋儒中，即物穷理中的“理”也就是作为传统哲学最高范畴的“道”，因此，亦有人把宋明理学称之为宋明道学。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的命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理”即“道”的层次上去定义“是”，这样也就把实事求是命题跟传统哲学最高范畴“道”的丰富内容联系起来，同时，在这种联系中又强调了“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态度，表现出有利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正是在湖湘学派这一积极成果基础上继续前进，改造实事求是命题，在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论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上，强调了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探索的哲学方法论要求。列宁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比较浅薄的哲学家（康德，休谟及一切马赫主义者）在争论：应该用本质或者还是用‘直接的现存的东西’作为基础。黑格尔用以及二字代替了或者，并且说明‘以及’二字的具体内容。”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说明事物以及本质关系的具体内容时，表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 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道”的内在联系，在概念关系上，还应该注意到“路线”与“道”的相通性。研究“路线”和“道”的相通性，首先就要注意两者跟“道路”的相通性，在“道路”意义上的统一性。路线，按其最初的含义，系指从一地到另一地所经过的道路。不过，路线并不是指纯客观存在的道路，而是指经过行路人的主观意识选择、确定和设计的一定道路，是要人的主体去践履和行走的道路。由于路线包括人们主观选择道路这层含义，又被引伸为指导人们各种行动方向的方针、方法，这里的“行”已经不是狭义的行路、行走，而是指广义的“行”即实践，现在人们多是从实践的意义上，把路线定义为主体行为的导向方针和方法原则，在传统哲学中，道的一个原始意义亦是指人所行走和选择的道路。《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陆贾在《慎微》中指出：“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李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在《论语传注》中定义曰：“道，犹路也。”李在《中庸注》中亦指出：“按道训路，孔子言‘适道’，《中庸》言‘达到’，《书》言‘王道荡平’，皆指人所由行而言。即《易》推明形上，至于一阴一阳，亦指天地所由，人物所出之路。”李所讲的“人所由行”突出了主体的选择性，“若道者，路之名，人不由，则路为虚位。”作为哲学家，李还突出了这种人行之道的“共由”、“共习”的普遍性意义，他在《恕谷后集·原道》中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达衢然，故曰道。”作为唯物论者，李认为这种共由、共习之道是一种一切事物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他在《诗经传注·卷四》中指出：“万物得由其道也。” 道，作为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其最重要的意义还是指客观规律，研究“道”与“路线”的相关性内容，就要注意研究“路线”与“规律”的关系。路线，作为人的主体所选择的方向、道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内容。主观唯心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扩大了这种主观性，将其抬到第一性的地位，认为人们可以任意地选择认识和行动的道路。唯物主义则认为，人们不能任意地选择行动的路线和方向，主体选择的导向方针、方法要想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正确地反映和遵循客观规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路线”的范畴是不能脱离客观规律而独立存在的，在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就包括了“是”即规律性的内容；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则是第一性的，不以人的思维路线为转移，客观之“道”是人的行动所必然遵循的法则。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就强调行为道路对客观道理的遵循，《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即指出：“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王夫之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客观之道的必然性和必须遵循的强制性，他在《正蒙注·太和篇》中说：“知之必明，处之必当，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言之则谓之道。”王夫之这里所说的“道”，既是客观的当然法则，又是指主观“知”、“处”、“循”之道，即思想路线，包含了“规律”和“路线”两层含义的有机统一。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思维路线中，“路线”本身就是一种法则，即思维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