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的主导性潮流。现代化的最直接表现是物质财富的剧增。而现代化的真正本质，首先在于它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前现代化与现代化可以简单地按照以农业还是以工业为主导性产业来划分之。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根本特点是人对自然的消极的依赖性，为自然力量所支配。工业社会的根本特点则在于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人借助于科学技术，积极地向自然索取财富。显然，从前现代化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社会，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从对自然的消极的依赖性关系转变为积极的支配性关系；而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则是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 但从前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社会，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同时必然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任何人类活动，都必然同时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必然是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的相交作用、协调一致。对应于人对自然的积极的支配性关系的工业社会，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人际关系。由于市场是唯一的能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方式，亦即最有利于人类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方式，因而，这样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建基于市场经济规律之上的。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便是经济活动中个体的独立性。因此，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必然同时是由群体中的个体转变为独立的个人的过程。个体成了一种通过种种契约关系构成社会的原子式的存在物。 人的活动总是有意识的，受一定观念引导的。作为人类活动方式的社会现实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更不可能没有相应的观念上的变化。社会现实的上述变化在观念中的体现，便是主体性意识的兴起。所谓主体性意识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性的人对自然的积极的支配性关系和个体的独立性在思想观念中的体现，简言之，也就是现代化的人类活动方式之观念体现。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对自然的现实的支配性关系是必然要以观念中的能动的主体性意识为支撑的；离开了主体性意识的内在支撑，那种人对自然的现实的支配性关系就是不可设想的。而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与人对自然的支配性关系相适应的个体的独立性，亦必然要以观念中的个体意识的生成为其内在支撑。我们同样不能设想，缺乏个体意识的个体能具有不同于前现代化社会的个人独立性。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对自然的支配性关系与个体的独立性是互为条件的，因而，作为其观念上内在支撑的对于自然的主体性意识与个体意识，也就是互为条件，结合为一体的。这也就是说，所谓主体性意识，是必定包含了个体意识在内的；而所谓个体意识亦必然是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意识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当我们说到主体性意识时，所指的便只能是一种个体性，那种缺乏个体性维度的主体性是不可思议的。 由于现代化的人类活动方式与主体性意识的内在相关性，因而现代化进程在现实生活中的启动，便必定与主体性意识在精神生活中的兴起相伴随。历史所表明的也正是这样的。 2 毫无疑问，现代化作为“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艾恺语），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面貌，它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使人类的生存状况获得了极大改善，它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结构、文化观念、伦理准则。现代化进程对于人类历史的革命性作用，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像任何有限事物一样，现代化的人类活动在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亦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核战威胁、人际关系冷漠等等。这些弊端并非现代化之外的东西，亦非由于人们的疏忽或偶然的失误而产生的；而是与现代化的人类活动方式内在地相关的，是现代化活动方式的一种衍生物。面对这些负面效应，人们便不得不对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思想观念上的支撑物主体性意识，进行某种批判性反思。而这表现于哲学中便是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性原则的批判和以各种方式克服由主体性原则所导致的主客体分裂的努力，甚至更有后现代主义“放逐主体性”之举。 在现代化及主体性意识兴起之际，人们更多地注目于其积极方面，且其时其负面作用既未彰显，人们亦未加留意。启蒙主义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表现出的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倾向。但就在此时，亦有人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现代化之弊端。这人便是卢梭。他不无偏颇地指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是个人完善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第120页）。卢梭的话往往被人们当作一个愤世嫉俗者的激愤之言而未加注重。至德国古典哲学，则已对现代化之负面作用有较清楚的认识，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苦难。但其时人们仍然保持着总体上的乐观主义，只是不再像启蒙主义者那般天真，而是在承认现实生活中苦难存在的前提下，将其解释为主体的具有必然性的外化或异化的产物，并认为历史进程本身将扬弃异化，消除苦难，最终达于主客体合一的自由之境。 20世纪的人们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苦难后，对于科学进步，对于主体性思维方式却从根本上放弃了乐观主义的态度，转而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性反省或反思立场。相应于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及其精神支撑物主体性意识，反思也是从现实的和精神文化的两个层面进行的。现实层面的反思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所导致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影响人类生存的后果进行的。这当中尤以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最具典型性。保护生态，限制增长，在当今世界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潮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与现实层面的着眼点不同，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思要来得更为深刻，更为彻底。它所针对的自然是现代化之内在支撑的主体性意识。与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天真地高扬主体性及理性精神不同，亦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借助于历史主义以在无限的未来克服主客体对立的努力不同，20世纪的哲学意识从一开始就把主体消溶在世界之中。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的存在”或“在世”，典型地表达了这一倾向。在他看来，主客体对立的状态，并不具有根本性，而只是“在世”分化的结果。为主体性原则所内含的理性精神，在20世纪亦同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人的本质不再被视为理性，而是情绪等非理性的东西。由此出发，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活动，自然亦被视为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戕害。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工具理性在当代已渗透到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单向度性，构成了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奴役的基础。所有这些对于主体性原则及理性精神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更是达到了极致。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性等等，无不是对于主体性原则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