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正因为它们之间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我们提供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重点研究世界观或者重点研究方法论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时又反复声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曾在1851年1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有机会，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方法论专著。列宁继承马克思的遗愿，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从他的“哲学笔记本”中的准备材料来看，可以设想，列宁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著，但是，这个打算也没有能实现。毛泽东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用兵打仗的时间长达26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长期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他的哲学理论创造的主渠道，只能是对革命实践经验，尤其革命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对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尤其是对军事战略战术作科学方法论的抽象。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全过程，贯穿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科学方法论的独特思路。早在1920年至1921年初，当“新民学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其宗旨后，毛泽东认为目的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他当时还把自己初步接触的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表现了青年毛泽东一开始革命就注重认识方法、思想方法的意向。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他认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观察命运的工具，找到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后来到陕北，他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在红军大学作讲演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表明他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其中写道；“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同方法论的一致体。”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曾说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作工具的研究”，“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1941年10月底，他还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强调哲学方法论的功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在天津会议上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对哲学作了概括，他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认识论。1964年8月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概括得更加明确，他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可以说，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自己的哲学思路的准确概括。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认识论是广义认识论，即作为认识方法的方法论。这一命题同恩格斯、列宁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主体性思想，使人们更易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好地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毛泽东就是循着这一独特思路建立他的方法论体系的。 二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撰写了大量的方法论著作。根据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的一般规律，即首先转化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化为一般工作方法，最后转化派生出各个具体领域的具体方法的层次要求，毛泽东的方法论著作，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专门写思想方法的著作。如：《实践论》讲的认识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一切离开这种统一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矛盾论》讲的是具体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讲的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要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反对思想方法上的既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而又欲充当中国革命向导的主观主义态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端正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而写的一篇短文。第二种是专门写工作方法的著作。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调查研究是解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的有效方法。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述了任务和方法如过河同“桥”或“船”的关系。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精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我们党制定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两个基本工作方法。1949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工作方法十二条。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61年1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1963年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强调按辩证法办事。第三种是最大量的，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的具体方法即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著作，尤其是军事著作，可以说，他的军事辩证法是古今中外军事方法论的集大成。总之，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都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国内学术界曾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简捷地归结为“方法论”，国外学者亦称毛泽东为“辩证法的大师”（特里尔语）。 构成毛泽东方法论基础的一般原则，主要有：独立原则、求是原则、实践原则、矛盾原则和整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确定的内涵：（1）独立原则。所谓“独立”，即群体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独立性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综观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和实践，内容极为丰富，凝成了“独立”范畴的辩证统一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重独立性。毛泽东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力主个体独立性，高度重视调动革命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求统一性。毛泽东在重视个体独立性的同时，总是力求达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一贯倡导发扬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对马克思哲学主体理论来说，“独立”方法论原则的确立无疑是一个充实和发展。（2）求是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它一方面唯事实，另一方面求规律，是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是“一个重实际的人”（斯诺语）。重视实际，珍视经验，这一点，是他不同于教条主义者最显著的地方；毛泽东又是一个善于科学抽象，精心研究各种理论，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人。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里，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3）实践原则。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着重能动和求深化这样两方面辩证统一的含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既高度重视发挥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使自己的思想僵化，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不断进到高一级的程度。列宁的实践观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和发展。（4）矛盾原则。所谓“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它是处理对立面之间联系、转化、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重对立，即重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世界，包括重视矛盾的质的对立状态和量的差异状况两种情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法则，比较重视矛盾两方面质的对立的统一，即倾力采取对立着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矛盾转化统一方法，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年代，极大地推动了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但在夺取政权之后，由于我们忽视矛盾对立两方面之间量的差异状态的客观存在，在绝对对立的两极中思维，导致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盛行一时。另一方面，求统一，即通过实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达到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这是整个辩证法的核心，把握不住它，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个凡是”以及“全盘西化”和凡事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都是在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上存在偏颇（5）整体原则。所谓“整体”即部分的特殊性与系统的整体性的统一。它是关于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结的统一的方法论范畴。它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相一致。其含义：一方面是重全局，即高度重视把握矛盾系统的整体；另一方面是求协调，即求得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协调一致。但是，这只有通过对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殊性的分析和综合才能达到，即要用全力分析并找出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点、特殊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规律性）。毛泽东常常以惊人的力量预见事变的发展过程，政治预见贯穿于他的全部革命活动。然而，科学的预见，只有在把握了全局之后才能做到。因此，他极其重视把握全局，在革命战争时期，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及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上。如何把握全局？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把握事物的总体，要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着手。他提出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高度灵活机动的解决矛盾的总方法。这一方法，经过毛泽东一代人的创造和传播，已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成为我们过去、现在以至将来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指南。也正是鉴于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主张把整体方法作为毛泽东方法论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