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已成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思维导向，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实哲学基础。 一、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体现在我们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之中 实事求是精神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从实际出发求“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要达到这种“统一”，不仅要有求“是”的正确思维路线，而且要有求“是”的正确思维方法。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结合关系在于：人类的认识运动是特殊和一般的统一。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进一步通过概括去认识诸事物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然后在这种普遍的一般的认识指导下，继续深入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一般性的认识。如此循环往复，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只有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才能找到认识事物规律的具体道路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共性与个性结合是求“是”的具体方法论。 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认识和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关系，是能否成功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即国情属于社会主义的“个性”状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共性个性“结合”论，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同样证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仅需要实事求是精神，而且需要共性与个性结合的方法论。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既富有成效而又艰辛曲折的探索。 对于共性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不能照抄。对于苏联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一定要借鉴。然而，苏联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中国特殊国情，毛泽东则认为，第一条，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第二条，中国的革命是后进的，根据上面的分析，毛泽东把中国的经济遗产和文化遗产落后的状况概括为“一穷二白”。 由于初步实现了建设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我们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探索社会主义的某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但是，自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20多年时间内，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理解上存在教条化、误解化倾向，以及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偏误，使我们离开了共性与个性结合的轨道，先是提出“三面红旗”发展战略，使这一探索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后来又使探索的主题转向解决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问题，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总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指导。 二、实事求是精神、共性与个性结合论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实事求是精神，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共性方面看，邓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念。 一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从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本本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到活生生的群众实践中去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去寻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他纠正了人们把“贫穷”、“平均”、“大、公、纯”等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误解，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确立了实践的社会主义新观念。 二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动摇，但是，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模式是可以在实践中探索、选择的。他在南巡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科学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新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尖锐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在南巡谈话中又从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上阐明了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权的重大意义，指出，“离不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四是形成了关于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新观念。邓小平同志率先批判了社会主义“自动优越”论，认为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完善逐步充满活力的过程。他首创了改革开放论。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触动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而且深刻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不是以放弃社会主义为代价。改革又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根本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应当靠自己，这叫自力更生。但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