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定义、根据、目标和方法论等方面，探讨了中、印、西三大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作者从反对文化一元论和相对论角度，论证了比较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阐述了其目标：一是从哲学理论本身把握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大文化体系的哲学个性，二是其最终落实于新哲学的创造。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比较哲学将有助于加强各文化的汇通融合，促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及哲学的繁荣。 虽然“比较哲学”一词被学术界正式接纳是相当晚近的事（1923年法国学者马松－奥塞尔出版其博士论文《比较哲学》之后），但是，只要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体系有了一定的接触交往，比较文化—一由于文化的灵魂是哲学，因而也可以说—一比较哲学的问题就应运而生了。近代中国，比较哲学的重心从中印哲学的比较移向了中西哲学的比较。在这一领域中，先辈和时贤已做过许多有益探讨，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就近几年的研究而言，有一个问题似乎比较突出，那就是对比较哲学本身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缺乏反思，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笔者以为，要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能更富成效地展开，这一课必须补上。以下试对关涉比较哲学学科性质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意见，从中烘托出一个以“创造”为指归的比较哲学概念，就教于各位方家。 比较哲学的定义与根据 中外比较哲学的研究者有一共识，即认为世界文化主要可划分为三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或称希腊的、犹太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体系（或称儒教文化圈）；印度文化体系（或称印度教、佛教文化圈）。所谓比较哲学，是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一些地区、民族、国家的哲学加以研究的一种学问，至于同一文化体系中的两个民族、国家（如中国和日本，英国和法国）的哲学间的比较研究，则不在比较哲学的范畴之中。比较哲学的这一定义，是目前比较哲学界通用流行的，也是笔者认为可以接受的。 探讨比较哲学成立的根据，就是要追究：“比较哲学何以可能、及何以必要”的问题。笔者以为，比较哲学若要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得以成立，必须反对两种倾向：文化一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是根本不可通约的，它们的产生各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因而发生了各自独特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人文传统，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向。因此，按照形式逻辑对比较的最基本的要求，即“异类不比”的原则，比较哲学遂无成立之可能。 文化一元论认为，只有一种文化，文化的发展呈现为一幅同质文化单线进化的图景，所谓“中西之争”不过是“古今之争”，文化只有先进和落后、“跑得快”和“跑得慢”的差别。既然如此，根本就没有比较哲学的研究必要。 可见，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一元论，都会导致取消比较哲学的结论。前者取消的是比较哲学的可能性，后者取消其成立的必要性。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出在把文化的特殊性绝对化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理论上混淆了一对概念：哲学的根源（the origin of philosophy)和哲学本身(philosophy perse)。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有其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根源，但哲学理论的逻辑结构本身，则具有超越孕育它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背景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哲学根源的特殊性不等于哲学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文化一元论夸大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同一性，其理论失误在于用文化的时代性吞没了文化的民族性。 三大文化体系中的哲学虽然各有其特殊的现实根源，但从哲学理论本身来看，其内容无非是追求智慧。何谓智慧？智慧是与人的自由发展紧密相联的、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追求智慧、探索真理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大文化体系会发生一些共同的根本性问题。按照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概括，大致有这样四方面的问题：1.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2.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3.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4.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各大文化体系在探讨这些根本问题的过程中，会展示出人类认识的一些基本环节，如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等；这些环节相互联结，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总之，三大文化体系在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的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包含了共同的认识环节，这种同一性为比较哲学的可能性作出了担保。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三大文化体系产生和发展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因此无论是对哲学问题还是对认识环节的考察，都显示了不同特色。就问题而言，首先是各大文化体系对这些根本性哲学问题的提法各不相同。比如，“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就表现为“言意之辩”，即“言、象、意、道”的关系问题，而在西方哲学中就表现为“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其次，各大文化体系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各有侧重。比如欧洲近代由于实证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日渐衰微，为实证科学知识辩护就成为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因此，欧洲近代哲学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以及“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作了集中深入的探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主要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世界统一原理和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以及“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情有独钟，作了长期细致的考察。就认识环节而言，虽然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联结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但是这些环节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展开的。按照列宁的总结，西方近代哲学表现为三个圆圈；①从笛卡尔、伽桑狄到斯宾诺莎；②从霍尔马巴赫经过贝克菜、休谟、康德到黑格尔；③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三个圆圈，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等环节得到了充分展开。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是要通过百年跃迁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因此，从康有为到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虽然也都包含了这些环节，但由于过于匆忙，无法深入，亦缺乏总结。正因为三大文化体系对哲学问题以及认识环节的考察各具特色，所以进行比哲学的研究就有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