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与生产的迅猛发展，人类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由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生态思潮与生态运动蓬勃发展。 与一般的生态主义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认为人类必须重新批判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永续发展问题。但是，作为西方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和交互发展的产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与一般的生态主义有着重要区别。这一区别突出地表现为：前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深刻地植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中，而后者则试图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来解决生态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①。正是由于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维度。它主张唯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与不公正，才能真正消除环境问题。而一般的生态主义往往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在分析导致现代社会环境退化、形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等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涉及现存制度本身的。因此，在解决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方案上，一般的生态主义认为在现存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实施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与基层民主等手段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生态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同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②美国学者伯克特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不仅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这意味着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学来说，其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前者主要体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来把握生态危机的决定性根源，从而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后者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及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等等的继承。用拉比卡的话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认为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去深入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去把握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而奥康纳则明确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⑤ 与一般的生态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政治批判的维度。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它不但与其他生态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与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思潮也大相径庭。“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是政治的，从而它不会忽视人的剥削关系这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的生态学，所以它能够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把握这些关系”⑥。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学和生态问题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所以，这种生态学力图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当代生态问题作出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力图将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与对盘剥自然的批判结合起来。在高兹看来，应该把生态学用来作为推进我们对整个现代世界进行激进批判的杠杆。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不同的、更深一层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矛盾的。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产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理论表现，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试图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总体上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克服环境退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卡斯特林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⑧。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一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其基础首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即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为之服务和提供保障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例如决策过程、技术、劳动、日常生活结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等等，都由于资本的支配地位而具有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这一标记。为了最大限度地、持续不断地获得利润，生产必然要不断扩大。“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为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至关重要。……这种对资本积累的痴迷就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⑨。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维度上没有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制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所以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由此也导致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欲望。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