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列宁写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文本的“伯尔尼哲学笔记”，辩证法便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辩证法一直是革命政治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显学。然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遭遇到极大挑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命运，不过这却未必是坏事。当空洞热闹的口号与争论销声匿迹之后，人们才可能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由此走向复兴。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百年来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的曲折历史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这就是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来进行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现实策略。在当代西方的现实语境中，辩证法以一种“弱义”的策略坚守在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 一、历史辩证法：唯一的、“单义”的辩证法 所谓“单义”的辩证法，就是指“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它源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个著名说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设想过唯一的辩证法原型和体系，只不过没有完成，因此试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填补马克思的承诺与设想，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单义”的辩证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从“偶然的”设想到“唯一的”体系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流露出如下打算：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他重读了被搁置多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深受启发，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此时，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力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辩证法话语，这才萌生了用纯粹的唯物主义改造辩证法逻辑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真去写作这“两三个印张”了；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马克思本人也许发现信中的设想是无法兑现的承诺!马克思甚至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说，建构一种抽象体系很有坏处：采用格言式的叙述把全部观点压缩在一部著作中，这只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③，“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唯一的辩证法标准体系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火花与偶然设想。 恩格斯真诚地相信并努力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全力以赴地探索与完成心目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版的“大写字母的”研究计划：“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⑤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后来的许多争论。后来一些人认为，恩格斯既没能使马克思的设想真正落实，也未能把这个原貌含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部分阐释清楚。恩格斯自己也自谦地说过，《反杜林论》是不得已从事的“啃酸果”工作，而自然辩证法研究乃是自己理论“脱毛”的过程⑥。然而，那些没有深刻领悟恩格斯哲学崇高抱负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态度。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哲学相结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责备，以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确的科学，从斯宾塞的进化论那里继承的东西，远比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⑦。这些都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 这种状况在20世纪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列宁的伯尔尼《哲学笔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失落的命运，继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辩证法的“模糊”形象。在苏共中央1938年审定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方法，具有联系、发展和量变质变等基本特征。⑧这个具有最高意识形态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纲要的出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即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理解模式的确立。尽管苏联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认识到，恩格斯与教科书体系都没能全面完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便转而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以从中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与思想因子，但由于深陷预成论和目的论的窠臼，他们始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均怀有建立完整严格的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鸿鹄之志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逐步接近和完成这个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的探索过程。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看成是某一哲学原理和教科书体系的注脚。 2.“体系”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