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2-0012-17 无论物的世界是自然发生还是造物主所创，这对人来说并无存在论上的差别。脱离宗教语境而作为哲学概念的造物主其实就是伟大自然的同义词。神性并非物的世界所必需，自然的伟大超越性已让人绝对敬畏。按照老子的说法，自然是不仁的，不具伦理意义，而自然正因没有伦理意义而具有自然正确的必然力量。存在之一般本意就是永在。存在除了“继续存在”这个公开的重言式意图，并不蕴含别的什么秘密。换言之，存在除了同义反复地实现其自身状态，并无秘密可揭。存在的本意既然是重言式的，也就毫无新意，毫无奇迹和历史，不值得记述，也不需要反思。一句话，重言式的存在一如既往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对存在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如果存在论试图研究存在，则必定一无所获，因为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问题与其答案是同一的，尚未提问，即结束。因此，语言不是存在的家园，当语言把存在变成言论或思想的对象，就离间了人与存在。人只有遗忘存在，才与存在浑然一体，而当用语言去呼唤存在时，反而把存在置于远方。对于存在，人只能不置一词。 只有当人有可能把某种存在变成不存在，使如此存在变成不如此存在，或者说，只有当存在的必然性变成了存在的可能性，存在才变成一个问题。把不存在变成可以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超越存在的必然之死。存在的必然之死不是问题，而是属于事物的一种必然性，而存在的可能之死则是存在论问题。比如说，人会死，这不是问题，而为正义而赴死，就是问题了。当存在必须选择存在的未来，当存在的未来性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存在，而变成了可以选择且必须抉择的诸种可能性，一个超越了必然性的问题产生了：何种可能性是更可取的?价值问题就这样在选择未来时无中生有地出现了，甚至无须引入关于价值的概念，诸如善恶、优劣等，价值问题先于语言的一切概念而出现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中：有可能性a，b，c，d……那么选择b。选中b就是以行动假定了b是更好的，尽管无人知道b是否确实是更好的。这是理解事的世界的一个关键：对可能性的选择先于任何价值概念或价值标准，并且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而这个价值问题马上成为存在的根本困惑。 如上所论，存在之本意是永在，为了达到永在就需要善在，因为只有善在才能有效保证存在。这意味着，当存在的前行之路出现分叉(行的原义)，就必须选择能够保证善在的那个可能性。因此，当存在的未来出现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存在为了善在，就不能再重言地重复自身，而只能时时刻刻存在于选择之危机中。虽然存在不是问题，但存在的选择却是根本问题。存在的选择使存在无中生有地具有了价值，由此引发了各种价值问题，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笔者相信，这是对休谟关于存在和价值疑难问题的一个存在论解决，尽管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解决(因此休谟恐怕不会完全满意)。毫无疑问，对存在之未来诸种可能性的选择没有知识理由，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人们不可能对未来的诸种可能性进行优劣比较，因此，关于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知识论的解决。但这里重要的不是能够明辨优劣的知识，而是人们对未来可能性作了选择，而这个选择性的存在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价值。即使永远无从知道选择的对错，选择行为仍然开创了价值问题，仍然证明了存在能够提出价值问题，尽管不是逻辑地推出价值。 自由使存在有了征用诸种可能性的机会，因此，即使一个人只愿意选择毫无变化的未来，选择平凡或正常，这种选择也在诸种可能性的比较背景下变成一种价值选择。于是，选择平凡也是一个不平凡的选择，或者说，当存在的未来是多种可能性，那么，在存在论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创造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性并不在于新奇性，而在于超越了必然性。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迫使人们创造性地选择做某种事情，所以说，有为是存在的始发状态。同时，有为而在是永远的存在论状态，而任何行为都是创造，这就是存在论的初始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这个存在论问题甚至对于造物主也是如此，假如造物主仅仅存在，万古永在却不创造，那么其存在也是无内容和无意义的。世界的意义由创世者去定义，同时创世者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世界。存在与创造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种能够反思存在本源性的存在论必定同时是一种创世论。这是真正的第一哲学。 只有必须抉择的事情才需要反思，创世是最大的抉择，存在论正是对创世的反思。既然每个行动都是自由选择，因而尽管每个行动都是在接着先前的行为而做某事，也同时是事情的新起点或转折点。换言之，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都是事情的临界点，都有可能使事情“从此不同”。因此，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在存在论意义上都具有初始性。在这种永远的初始状态下，自由选择必定陷于绝对的犹豫：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如果说做事是一切问题之源，犹豫就是一切问题的本质。这是先于知识局限或伦理困惑的纯粹存在论犹豫。在根据知识思考某件事情对与不对或根据伦理判断某件事情好与不好之前，人首先须思考何事可做，假如无事可做，则知识和伦理也都失去了其意义。比如说，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也使人犹豫，尤其当两种以上的解题路径都似乎可行时，这是知识论的困惑；面对一个伦理两难同样使人犹豫，因为两条互相矛盾的道德准则都是正当的，这是伦理学的迷茫。这些犹豫都是有理可依条件下的困惑，都是在已有概念和信念之间的犹豫。但存在论的犹豫与此不同：必须做事而不知何事可做，也无从确定何事更好，这种绝对犹豫是先于任何概念和信念的存在论犹豫，也就是创世的犹豫。当没有知识或伦理概念可以参照，人所犹豫的就不是“做什么是对的”而是“做什么”。换言之，在原创状态中，人所犹豫的不是怎样符合游戏规则，而是需要发明什么样的游戏。发明游戏的困惑显然比遵循规则的困惑深刻得多：假如人们对足球、篮球、高尔夫等所有游戏都感到厌烦，于是想要发明一个足够有趣的新游戏，那将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同样，假如人们对君主制、贵族制、专制和民主制等所有制度都不满意，也会对发明一种足够好的新制度感到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