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理论问题时，用莎士比亚风格的“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语式(德里达，第5页)，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出场，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对福山的“终结论”进行了批判。德里达把这种批判称之为“驱魔”。在对福山的批判中，德里达用语的辛辣几近刻薄。他回顾了以自己为主要代表的法国思想家们上世纪中叶就已经提出来的“历史终结”、“人的终结”等终结论思想，揭露福山引起轰动的终结论思想不过是拾人牙慧，绝无新意。 本文的研究兴趣不仅仅在于德里达意义上的出场与驱魔，而是要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另一个理论事件，即阿尔都塞以“保卫马克思”的名义提出来的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认识论断裂”。与福山的“终结论”相比较，这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长期占有重要位置的“断裂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魔化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今天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问题上对此来一次德里达意义上的驱魔。 阿尔都塞于1960年至1965年之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议的结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生了一个“认识论断裂”，其断裂的位置就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后是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谬误)阶段和科学(真理)阶段；马克思在这个断裂点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阿尔都塞还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个断裂作了进一步划分，称其《博士论文》到《1844年手稿》阶段为“青年时期的著作”；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断裂时期的著作”；1845年至1857年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是“成长时期的著作”；1857年至1883年的著作是“成熟时期的著作”。(参见阿尔都塞，第14－15页) 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直接依据的是马克思的一句话：“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马克思在阿尔都塞所谓“成熟时期”即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这样的叙述：“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同上，第591页)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经济学，并且很快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恩格斯也于同一时间(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在巴门写成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称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紧接着写道：“当1845年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说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具体内容，完全不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与马克思本人过去的意识形态(谬误)断裂，而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 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使他的这种理论得以完成。而且，由于这种共同的信仰，他与恩格斯从此永远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合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理清他们自己已经形成的新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从马克思的上引两段话里，无论如何也得不出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本人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的结论。 而且在这里，进行清算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而不是如阿尔都塞讲的马克思一个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之前也得出了与马克思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两人的思想与德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没有这种共同的从不同角度完成的理论结果，也就没有后来发生的共同清算活动。可见，就时间而论，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在1845年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的说法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认识论断裂”的说法在内容上更是不能成立。阿尔都塞断言：“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阿尔都塞，第196页)他在“自我批评材料”中更展开和举例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含糊不清、晦涩难懂的著作里，有着一系列人们在马克思早先的著作中所找不到的基本理论概念……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立足生根的各社会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被统治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等。为了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进行无可怀疑的比较，我可以指出，《1844年手稿》的理论体系所依靠的是人的本质、异化、异化劳动这三个基本概念。”(同上，第221页)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这里以“异化”概念为例：马克思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使用了“异化”概念，而且在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断裂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成熟期”的《资本论》中也都使用了这个概念。这一点已经由很多学者作了具体的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 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肯定费尔巴哈的同时，也已经包含着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如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时指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表述不是对费尔巴哈的简单肯定，而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肯定；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加了引号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被按照一种新理论表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只有马克思才可能总结和表述出来的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正像后面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肯定一样。马克思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205页)这不是一个陷在“德国意识形态”谬误中的人所能总结出来的结论。如果没有对于德国哲学的批判思维，没有对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本质概念的批判思考，这样的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所以，“劳动的本质”、“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等概念，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概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