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1－0001－14 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建、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因此，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然而，在通常的理解和阐释中，却是以认定《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为前提，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认定《资本论》是“运用”而不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长期以来，或者离开《资本论》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限定为如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影响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资本论》的思路不同，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因此，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有一句不容回避的振聋发聩的论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所创建的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的令人警醒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断言他们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这两个论断的振聋发聩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们的哲学作出最为明确的指认：马克思说他们的哲学是“改变世界”，恩格斯说他们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离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合理阐释，就无法合理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1842年，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新哲学的使命又作出这样的概括：“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解放何以可能”？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求索“解放何以可能”为主题，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在这部“手稿”中，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的特性”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的特性”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深化了自己对“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 1845年春，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54－57。这个“宝贵文件”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因此，以这份“宝贵文件”为标志的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也标志着把“解释世界”的旧哲学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区别开来的马克思的“天才世界观萌芽”。 人们都承认，“实践”是这份“宝贵文件”的核心范畴；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来说，他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根据，从《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确认为人的“实践”活动。这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特别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本性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地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又针对关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在《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提纲》的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又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在《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中，马克思以其“实践转向”为根据，把以往的旧哲学归结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把他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归结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